【ilovenanjing】南京建筑的一些故事

● 省工人汤山疗养院

心脏动过刀的人，难敌石城三十八九摄氏度的高温，于是，我选择了省工人汤山疗养院。
　　选择她作为避暑胜地，是因为工人出身的我有一个工人情结；作为做了四十多年记者的我，有一个采写劳模的情结；作为一个老南京的我，还有一个到汤山泡温泉的情结。
　　三个情结盘根错节，把我引向她的怀抱。
　　出中山门沪宁高速，仅一刻钟就到了汤山镇入口，前行右拐三五分钟，江苏省工人汤山疗养院便在眼前了。只见蓝天白云下，一座百绿相间的门庭大开着，正面高处双峰对峙的小山，展开森林和翠竹的一双绿色双臂，热情地迎接来自全国全省的疗养员们。
　　绿色双峰的中间，高耸着一座古色古香的凉亭，名曰天泉亭。绿峰的顶端，露出温泉中心的红色塔楼，那鲜艳的红像给绿色的山峦佩上一个红头巾，啊！“万绿丛中一抹红”，省工人疗养院的入口处，有多少诗之情，画之意？
　　我和她结下不解之缘是在45年前。
　　那时，她刚刚建院三年，像个三岁的“孩子”。这“孩子”却是全国总工会、省总工会的一个大手笔，花巨资在风景秀丽的汤泉湖畔，置地143亩，筹建了工字型疗养院主楼，计150张床位。主楼周围松林如海，翠竹成林，亭台楼阁错落有致，林间小径蜿蜒曲折，野兔松鼠出没，百鸟鸣奏乐章，400亩水面的汤泉湖恰似她巨大的梳妆台，加之有含钙、镁、硫、锌三十余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的温泉水和附近众多的名胜古迹，这一切使她成为独具特色的休闲、疗养胜地。
　　上世纪60年代初，我从苏北来到南京读书。这时恰逢徐州有一批劳模到省工人汤山疗养院疗养，我的启蒙老师李师傅也在其中。一个星期日的凌晨，我从汉府街坐郊区车，匆匆忙忙赶到疗养院，整整花了两个半小时。那是我第一次进入这个有山有水、有林有花、有亭有园的世外桃源，第一次泡在淡黄色的温泉里。师傅见我分外兴奋，先是拉着我和一位家乡的劳模见面，然后又带我去附近的蒋介石温泉别墅参观。他说：“过去蒋介石能洗上温泉，如今咱们工人阶级也洗上了，这是总统的待遇啊!党和国家把工人当成宝啊!”他那溢于言表的国家主人翁自豪感，当时深深地打动了我，作为这一自豪感象征的工人汤山疗养院，也像电影的镜头一样，在我的心扉上定格、显影，久久难以忘怀。
　　我和省工人汤山疗养院的缘分好像是上苍定下的。1969年，在什么命都革的年代里，她蒙上“修正主义的温床”的罪名，被“革”掉了，不久应开发苏南煤田的需要，挂上了煤矿医院的牌子，一时间主楼变成了病房，增盖了现在的“五疗区”为手术大楼。而这时，我已大学毕业多年，在报社做工业记者，受命长期搞苏南煤田的报道，什么青龙山、湖山、钟山，没有哪一个煤矿没跑到的。有一年，钟山煤矿创造了半岩斜井全国掘进记录，有“水龙王”之称的刘同和来煤矿医院修养疗伤，大名鼎鼎的许世友将军来医院看望他，我作为记者陪同采访，看到满楼满墙的大字报，一片“横扫”、“打倒”的气氛，也不知伤病员是怎样休养的。那一次来院，我的心沉甸甸的，像压了一块石头。
　　1979年，沐浴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省工人汤山疗养院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再现当年的勃勃生机。省总抓住机遇，新建了四疗区、六疗区，使疗养床位增加到400张。
　　2004年7月盛夏，我这个工人出身的记者，第一次以疗养员的身份入住省工人汤山疗养院。从1972年采访煤院算起，32年过去，弹指一挥间，这里早已旧貌换新颜。说来也真凑巧，入住第一天就遇到来这里视察的全总副主席、原省总主席徐锡澄同志。老朋友相见分外高兴。在院长、党委书记张沛崧的陪同下，我们漫步在遮天蔽日的林阴大道上。张院长如数家珍，介绍了疗养院八年三大步的迅猛发展：1996年新建了三星级宾馆天泉楼，天泉、天泉，工人之泉也；2002年新建了温泉中心；2003年改建了主楼名曰天济楼，天济、天济，工人与党同舟共济之意也！
　　张院长带领新班子大胆改革，率先推行了档案计效工资制，全院展开了优质服务活动，科室开展了创造“青年文明号”活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大幅度提高。高、中、低档床位达到500张，使这里成为疗养、体检、旅游、休假、会议中心，还被评为全总的“模范休养员之家”、省总的“模范疗养院”呢!
　　几天以后，省总张鸿生副主席，院里的元老胡德兴会计先后来院，我从他们口中了解到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比如：最近四五年间，在省人大副主任、省总主席张艳同志的直接关心下，省总工会每年组织400-600名全国全省劳模来院疗养。周总理的秘书童小鹏来过，革命英雄“郭建光”的原型夏光1992年之前每年都来长住。还有，全国纺织战线著名劳模、全总副主席章瑞英来过；全国机械战线著名劳模、刀具大王傅海泉来过；全国煤炭战线掘进标兵陆金龙来过；南京钢铁厂救火英雄、皮肤大面积烧伤的高金源多次来过。这大都是当年我采访过的如雷贯耳、蜚声海内外的英雄劳模啊!我回望着黄、白、蓝三色点缀的簇新主楼，仿佛看到他们微笑着在大厅里进出，仿佛看到他们踏上豪华大客到附近的隆昌寺、阳山碑材、古猿人洞去旅游，仿佛看到在温泉中心的游泳池里幸福地畅游。这时高金源的感人话语又在我的耳际回响：“人们说，温泉是从祖国心脏里流出来的圣水，我灼伤的皮肉浸泡在里面，感到无比的滋润，特别是夏天毛孔排不出汗的时候。”
　　祖国心脏里汩汩流淌而出的圣水，从党的怀抱里喷涌而出的圣水，她温暖着多少英雄儿女的心田，抚平多少劳碌伤残模范人物的创伤啊!这所闻名全国的工人疗养院不正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生动象征吗!不正是当今三个代表光辉思想的鲜明写照吗!
　　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此乃中国之古训。蒙党之恩的劳模们来此疗养，许多人躺不下，坐不住了。胡德兴告诉我，有一年盐城来了一位张劳模，在院门口摆了个修车铺，免费给院内外人修自行车，要不是院里劝阻，他还要把修车铺摆到南京城呢!这个张劳模义务修车的故事，仅仅是院里发生的劳模故事一个缩影罢了。
　　疗养院的员工们服务于劳模和疗养员，又学习仿效着劳模，这一切都体现在加强管理、优质服务、微笑服务上。在来院十多天里，我亲眼看到她们给体弱多病的疗养员送饭、送水、送医、送药，他们服务到哪里，就把灿烂的微笑带到哪里!这是来自她们内心的微笑，是我在许多医院、疗养院很少见到的微笑，是能让疗养员们深感温馨、温情、温暖的微笑！
　　平时微笑待人的人，非常时期便格外坚强。这里几十年来演绎的坚强故事也分外动人：在煤矿医院期间，外伤病人多，血浆供不上，员工们数不清多少次主动献血，那殷红殷红的血浆不知挽救了多少矿工的生命；有一年发洪水，水漫汤山，炸坝的水危及主楼，五六十个员工组成人墙，在惊涛骇浪中挺立了三个小时，硬是逼洪水倒退；2003年抗非典，这里成立“前哨阵地”，被当地政府征用为高危人群留观点，为抗非典立过功，当地政府评为抗非先进单位。
　　走过近半个世纪的风雨，省工人汤山疗养院走出多少辉煌，演绎过多少动人的故事啊!我凝视着大厅里、饭厅里一面又一面鲜红的锦旗，诵读着一句又一句滚烫的话语，只觉得工人出身的我，回到久别的家，又和我采写过的数不清的劳模、英雄们朝夕生活在了一起。作者:XIAOFENG

● 周处读书台

我是老南京，我的童年是在南京市中华门城东三条营长大的。
　　记得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一次家长会后，妈妈硬是拽着我穿过马道街、剪子营，转过三条营，来到位于江宁路老虎头43号的周处读书台。这个地方对我来说是太熟悉不过了。每天放学后，我将书包悄悄往自家窗台上一撂，就约上一帮小哥们来到这里玩耍。这里是明城墙的东南隅，平时我们除了徒手攀城墙，以及钻进菜地捉“金壳郎”外，经常“光顾骚扰”的地方，就是这里了。
　　因为逃学而自知理亏的我，极不情愿地跟在母亲的身后，穿过那熟悉的牌坊式门楼，一步步攀上七弯八拐的石阶，走进“读书台”的四合院。妈妈的脸色不再像家长会上那么难看了，她给我讲了“周处除三害”的故事：“周处这个不孝子祸害乡里，与‘南山猛虎’、‘长桥凶鲛’并称为当地的‘三害’。有一天，他到庙里去烧香，观音菩萨点化他，你家里就有一位‘活菩萨’呀!周处问：‘那菩萨长得什么模样?’菩萨告诉他，你回家见到一位‘反穿衣、倒蹋鞋’的人，那就是你的‘活菩萨’!周处使劲敲打家门，有病的老母亲一听是儿子回来了，吓得反穿衣服、倒蹋着鞋子，去给儿子开房门。门一打开，周处见到老母的这般模样，幡然醒悟，纳头便拜。后来，周处来到建邺，拜东吴文学家陆机和陆云兄弟为师，在城南盖了这座‘读书台’，刻苦读书，成为晋朝一位著名的大臣。”讲到这里，妈妈望着我，不再言语了，童年的我从她的殷殷目光中“读”懂了领我上这儿来受教育的良苦用心。
　　从此，我奋发努力，竟创造出直接从一年级“跳”到三年级的“奇迹”。升初中后，从语文课本中我又读到“周处除三害”的课文，当然，此时的感悟比孩提时代是大大地进了一步。
　　“文革”后期，没有大学可上的我，高中毕业后被分配到东郊汤山镇的乌鸦山煤矿工作。一次进城“轮休”，我带女朋友去“周处读书台”逛了一趟。走进院门，攀上七弯八拐的石阶，却见院内栓着的麻绳上，晒着衣服、裤子，还有小孩尿布，实在大煞风景。放眼望四周，记忆中那几间古色古香的堂屋和厢房，倒还保存得比较好，只是门窗已色褪漆落。抬头向上望去，房檐上铁质挂铃和剑、戟等装饰物已是锈迹斑斑，几乎辨不出原先是什么模样，只能见到足足半尺多高的瓦松。正往里走，迎面却传来很不客气的吆喝声：“喂，你们找哪个呀?也不打招呼就朝里头瞎闯……”一位在院中洗衣的中年妇女站起身来，打量着我们。
　　“对不起!这里不是‘周处读书台’吗，怎么是‘瞎闯’呢?!”
　　那女人将手在围裙上擦一擦，口气缓和了许多：“哎哟，你们不是此地人吧?这里确实是‘周处读书台’，但是，现在是我们南京铁合金厂的家属宿舍了!”
　　好不容易来一趟，我们也不再去理会她了，径自来到一间紧闭木阁门的堂屋前，我朝门里瞅了瞅，说：“这堂屋内过去曾挂有周处的石刻拓本像，神龛里还供有他的牌位。我还记得上面刻着什么‘晋骠骑大将军周处之位’的字样。可惜呀，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1985年，凭借自己努力完成大学学业的我，又上“读书台”去看了看，以为可以发思古之幽情，寻童年之足迹，谢“读书台”之启迪。谁知，这里仍是被分割占据着的居民大杂院，唯一不同的是，看到了牌坊门楼上镶嵌着南京市人民政府树立的“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这让我看到了一丝希望。不过，这次我看了一眼就离开了。
　　周处读书台是六朝古都南京的一处重要的历史遗迹，也是秦淮风光带独特的文物旅游资源。东南大学制定的门东片改造方案中，已计划将周处读书台等开发为城南的重要旅游景点。从网上获悉，今年下半年用处读书台、石观音庙两处景点公园就可以对外开放了，我不禁喜出望外。于是近日又到“周处读书台”去一趟，谁知，没有听见建筑机械的轰鸣，没有看到修葺的建材和土石方，院内却是更加破败不堪，镶嵌着“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坊门楼的两边，被两间违章搭建的简易房占据着。
　　我以为，撇开文物旅游资源的价值不谈，“周处读书台”作为可对我们的后人产生人生启迪的教育场所，也应该尽快进行保护性开发才对。LIU WEIMIN

● 焦园一号

南京城东二条巷焦园一号、后改为二条巷51号的一座花园别墅，是我与王玉龄(张灵甫的夫人)共同怀念的地方。
　　我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而她则生于长沙书香门第，现在是美籍华人。两个本是一个天南一个地北的人，因为一座老宅；因为同姓王；又是玉字排行；更因为对老宅怀有同样深厚的感情，于是，成了姐妹。
　　总面积300多平方米的这座花园别墅，除了一栋小洋房，其余三分之二的空间全是花草树木。两排矮冬青围拥着一个花坛，四周是桂花、枇杷、垂柳、绣球、腊梅等乔木。芳香的玫瑰和月季分层次、分季节地向院中透散着色彩与流香。这是原国民党五大王牌军之一——整编第74师师长张灵甫绘图亲定，送给爱妻王玉龄的礼物。
　　在抗日战争期间，张灵甫立下不少战功，参加过淞沪会战，南京、武汉、长沙保卫战。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内战，张灵甫成了他投入华东战场的马前卒。从苏北直打到山东，终于被歼于临沂的孟良崮。
　　张灵甫曾托杨参谋送给王玉龄一份遗书：“……老父来京，未见，痛极，望善待之；幼子望养育之，玉龄吾妻今永诀矣，灵甫绝笔。”(这份遗书现刻在孟良崮的石碑上)。
　　王玉龄和张灵甫是1945年秋在上海金门大饭店举行的婚礼，然后定居南京二条巷焦园一号。
　　张灵甫十分留恋这个家，他曾说：“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住上太太亲手布置的家，我好幸福!”可他只是在任74军军长兼南京警备司令时住过一段，大部分时间都出征在外。1947年3月，王玉龄在这座别墅里生下儿子张道宇，但十多天后就接到张灵甫阵亡的消息。那时，王玉龄年方十九。
　　1948年，王玉龄便告别了这座精心构建、饱蕴着她的欢乐与痛苦的、仅仅居住了三年的花园别墅，携母将雏，坐海轮随蒋介石去了台湾。张灵甫曾在淮阴农家拍过一张昙花盛开的照片寄给她，谁知她一生的爱情生活，就像这朵昙花一般，转眼消逝。
　　1952年，王玉龄只身赴美。纽约大学毕业后，她就一直留在美国工作，但始终怀念着祖国。1967年，周恩来总理邀请她回国参观，和邓颖超隆重而亲切地接见了她，并周密地安排她到各地参观。从此，她每年回国一次。1975年，还去了一趟革命圣地——延安。她连续担任两届美国华美协会会长，为中美两国民间交往和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做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有益工作。1995年，她支持在美国经商的儿子张道宇回国办厂，建设家乡。台湾“总统”大选中，她和家人亲友一直坚持：谁致力于两岸统一，就选谁，坚决反对台独。香港黄埔军校的同学邀请她担任副会长，她表示愿与灵甫的同学好友一道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尽绵薄之力。
　　王玉龄曾咏诗言志：“……宝岛亟需归统一，弟兄何必动戈矛。同心彩笔鸿图绘，国际争强百代豪!”
　　王玉龄虽然因儿子在上海嘉定的华亭办厂而安了个“家”，其实她念念不忘的还是她一生情爱所钟的第二故乡南京，还有她日日浮现于心、却阔别50多年的那座花园别墅。她向江苏省、向国务院办公室打了报告，请求落实侨民房产政策。同时，她还亲自到南京寻访旧址，终于找到了后来的居住者。
　　那就是我。
　　我家原住秦淮河畔一座8平方米的小屋中，父亲早逝，母亲以做工为生，苦苦把我拉扯大。
　　1961年，我与在南京市公安局工作的丈夫结婚，这才搬进这座解放后接收下来的花园别墅。从8平方米陋室，一下住进300平方米的别墅，而且高屋敞厅，厨卫齐全，室有家具，庭有花木，无异于步入了天堂。我也曾听人说，这儿原是张灵甫的住宅，但因知之甚微，恍如隔代。我只沉浸在一种难得的幸福感中。
　　这一住就是24年!原来的幸福感也被人生的风风雨雨，淋得无影无踪了。“文革”期间，我因是某银行的党组成员，也就成了“走资派”，三番五次地被抄家。丈夫被打成“5·16”，深夜被抓捕，一关就是三年多。家具被全部搬光，别墅一下成了空壳。
　　恢复了工作后，我们只能面对这座空壳，遥念在这里去世的老人，安抚在这里出生、且在惊恐中长大的一对儿女，不禁黯然神伤。空屋里似乎还回荡着他们的笑声，但我的衣袖却沾满泪珠。
　　改革开放后，花园别墅涂彩送香之际，城市建设的步伐隆隆而至。1985年，这座花园别墅被圈定在拆迁范围之内，我们举家搬进了中山东路小区新楼居住。
　　我和王玉龄所共同拥有的关于这座花园别墅的深切记忆也就此暂停。她3年，我24年!苦辣酸甜俱全，生死悲欢都有。
　　当我们初次会面时，几乎没有什么客套浮辞，话题不由自主地集中在这座别墅的一砖一瓦、一桌一椅、一草一木、一丝一缕以及与之紧紧联系着的种种感情经历上。时而惊叹，时而惆怅，时而大笑，时而泪下。爱国、爱乡、爱家、爱真诚、爱正义、爱一切我们所爱的人，让我们忘掉了一切时代观念的隔膜、地理空间的距离。我们紧握着手，仿佛那座现已消失了的花园别墅还在我们的手掌中回荡温馨的暖波。
　　恰巧我们既同姓，又同有一个“玉”字，就结拜为姐妹。这不仅是姓名巧合，更深刻的是焦园一号是我们共同的拥有。WANG YUJUAN

● 豁蒙楼情思

若把南京人引以为傲的“山水城林”之美，比做一幅天造人工的图画，那么，观看和欣赏这幅巨作的最佳位置该在哪里呢?一百个观众可能会有一百个答案。我的回答是：鸡鸣寺上的豁蒙楼。
　　豁蒙楼，位于有“南朝四百八十寺之首”赞誉的古鸡鸣寺最高处、风景集散地鸡笼山的东北端。就像一个登山朝觐、纵目远眺的千秋行旅，被一朝打开在眼前的湖光山色与古都沧桑所吸引和陶醉，再也挪不开脚步似的，它那伫立痴望金陵形胜的崔嵬身影，自然也牵动着山寺磴道上络绎不绝的来者。早在1932年，新月派诗人陈梦家就有诗云：“这是座往天上的路／夹着两行撑天的古树；／烟样的乌鸦在高天飞，／钟声幽幽向着北风追；／我要去，到那白云层里，／那儿是苍空，不是平地。”诗中说的“白云”和“苍空”，正是被这座中式建筑的黄墙黛瓦和飞檐翘角所托起的；而透过那上下两排高大又敞亮的楼窗，紫金山的晴岚和九华山的塔影、玄武湖的绿岛和十里堤的烟柳、以及那如同“云锦滚边”镶入其间的逶迤城墙，全都五光十色、错落有致地尽收眼底……
　　如果没有现代建筑物的阻挡，当会看得更远、更开阔。100多年前登临此地的两江总督张之洞(1837—1909)有一首五言诗《鸡鸣寺》写道：“城外湖皓白，湖外山苍翠。南岸山如马，饮江驻鞍辔；北岸山如屏，萦青与天际。鹭洲沙出没，浦口塔标识；烟中万楼台，渺若蚁蛭细。亦有杜老忧，今朝豁蒙蔽。”可见当时目之所及，能达江北的浦口、城南的白鹭洲。诗末两句，语关这座百年名楼的出典，而倡议建造它的也正是这首诗的作者，清末洋务派首领、曾被孙中山称之为“不言革命的大革命家”、给六朝古都也留下不少纪念的历史人物张之洞。
　　豁蒙楼前的一个文物标牌，记录着这段掌故：清朝末年，张之洞在两江总督任上，曾同其门生、后来成为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来此把酒临轩，纵论天下。正当内忧外患之秋，杨锐诵读杜甫名篇《赠书监江夏李公邕》，其诗后四句为“君臣尚论兵，将帅接燕蓟，朗咏六公篇，忧来豁蒙蔽”，诵者反复吟之，闻者无不动容。因此，当张之洞再督两江时，提议在此故地将早先的经堂改建为斯楼并亲题楼名，遂取杜诗中“豁蒙”二字，显然有纪念这位与谭嗣同等人血洒菜市口的维新志士之意，身为朝廷重臣的他能做到这一步也算不易了。如今，当年的匾额早已不存，底楼大厅内，挂有姜其温写的名匾，不知何许人也。
　　即使不谈这段沉甸甸的往事，豁蒙楼所给予每个登临者的印象也是深刻难忘的。1996年我为南京出版社编《可爱的南京》丛书之一、散文集《名家笔下的南京》，曾收入忆明珠先生的《鸡鸣寺》一文，文中记述作者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在豁蒙楼窗下吃茶、观景和写诗的经历。他爱这里的“古而富于野趣”，说它是“经过了悠久的时光淘洗凝聚所致的一种审美境界”。因为鸡鸣寺地接南京繁华市区，进入这高出尘嚣的“城市丛林”后，便有了这样一个清寂、寥廓之所，让你沉下心来，静观四望，实在难得。他还引用一位诗友写在这里的几行小诗“临窗一杯苦茶／三冲之后／便淡如知己”来印证这种恬适、悠闲的心境。恐怕这也是生活节奏加快后，许多被紧张与纷扰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都市人，所共有的一种渴盼和企求吧。
　　我自1959年秋来南京上大学，四十多个寒暑不知多少次登览斯楼。可以说，我目睹过呈现在这扇“金陵之窗”中的新旧世纪的变化；而它，也见证了我从一个涉世不深的懵懂学子到全身心“融入”眼前这座历史名城的一个文学工作者的半生行踪。近年来，由于迁居鸡笼山附近，更同它结下不解之缘。每有亲朋自远方来，我总会把这里作为向他们展示古都魅力以及聚会往来的首选。我在这里接待过的台湾作家中，有两位对金陵故地抱有深厚感情的“老南京”，一位是余光中先生，一位是小说家无名氏。余先生早在首次回大陆之前，就在给我的复函中说，“大札以台城烟柳相召，令我这个‘南京大萝卜’心动不已”；其夫人范我存女士直到最近一次访问南京，还在鸡鸣寺前的山路上对我说：“这里的树真绿，让人心旷神怡”。八旬高龄的卜老(无名氏)在豁蒙楼同南京文友欢会时，兴奋地许愿：“下次回来，我一定要在这里做一回‘东’，请大家给我这个机会”。可惜老人回台第二年就沉疴不起，这话竟成了他在豁蒙楼上的遗言。
　　真想问问豁蒙楼：当年你从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中赫然耸身并举目眺望的时候，可曾想过苍茫天地间这幅名叫“南京”的山水城林画卷，谁是它的主人?朋友，要是你来这里，同样感受到“经过了悠久的时光淘洗凝聚所致的一种审美境界”的话，也请静静地想一想——或许，那绿荫浮空、白云飘渺的旷远中，还能听到有“朗咏六公篇，忧来豁蒙蔽”的吟诵声隐隐传来呢……(2004年大暑蝉鸣中于台城)FENG YITONG

● 清凉山

南京，一座宠辱不惊的城市；清凉山，城中一座古老的小山；扫叶楼，山上一座不大不小、娴静幽雅的宅第。
　　关于清凉山，几乎每个老南京都可以向你讲述她迷人的故事、动人的传说。当然南京人更喜欢的是她夏日的清凉，那是老百姓夏天消暑的好地方。在历史日复一日的沉淀中，清凉山的旧址已经融入南京博大的城市中，但在那些高楼环抱下的破损的碑刻与建筑中，依然可以寻觅到昔日的金陵王气的踪迹：清凉山即“钟阜龙蟠、石城虎踞”中的虎踞。
　　1000多年前，李后主曾避暑离宫，来此打坐念佛，并亲笔题下“穗庆堂”的匾额。后来，“清凉问佛”明清时被列为“金陵四十八景”之一。盛夏刚至，登上清凉山，炎炎烈日从参天大树间投下斑驳的光影，周身立刻感到一阵清凉，暑气全消。
　　“六朝金粉微风后，一味清凉上月时。”这时，你大概会明白清凉山何以会如此命名，也会明白事后主为什么“未能归去宿龙宫”了。
　　上世纪70年代后期，娄峻来到清凉山公园工作，风风雨雨，20多年。她见证了清凉山的风云变幻，经历了清凉山由破败孤寂一步一步走向繁荣的历程。日复一日的劳动，没有减少她对清凉山的热爱，也没有减少她对清凉山曾有的那份感情。相反，在平静的日常工作中，在平淡的默默相对中，她对清凉山的一草一木都已那么熟悉，不知不觉中，它们已融进了她的生命，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娄峻每天都要穿过弯弯曲曲的扫叶古遭去上班，在竹影婆娑的道路尽头，是她办公的地点——扫叶楼的一间厢房。
　　扫叶楼原来的主人是明末清初画坛上享有盛誉的“金陵八家”之曹龚贤。当年初建时，只有数间草房，团为他曾在此作一帧扫叶老人像，故得名。楼前翠竹掩映，宁静致远。绿树浓荫遮蔽了它的真实面貌，只能透过依稀模糊的飞檐翘角想象它的主人当年在这里享受世外生活的一份悠闲自得。
　　小楼的主人龚贤在诗、书、画以及绘画、理论诸方面都有着很深的造诣，曾编著诗稿多种。南明弘光政权倾覆之际，他的家人八口全部丧逝，他只身飘零异乡，1664年，也就是他46岁时返回南京，隐居清凉山下筑“半亩园”，在此小楼隐居，以课徒作画了却残生。栽花种树，深入简出，“半亩园”赋予了文人创作的灵感，也延续着他的生命。
　　扫叶楼后是善庆寺，原为祭祀唐朝睢阳守将张巡而建，目前已经和扫叶楼一起，合为“龚贤纪念馆”的一部分。古朴的建筑，清幽66环境，修竹巨树，名士高节，一起构成了扫叶楼特有的文化艺术氛围。无怪初游者往往流连忘返，即使是像娄峻这样日日相对，也会常看常新、百看不厌了。　　　　然而，如此一处集自然风光和艺术氛围于一体的胜迹，在340年的历史中，却是几经战火洗劫，又几经修葺重建。
　　龚贤当时只是建了几间茅草房，清代时甘多次复修。“文革”前期，又成为女尼修行的插所。一稀“文革”浩劫后，扫叶楼已经被破坏殆尽。进入新时期，在上级部门的支持下，扫叶楼进行丁几次大规模的重建，并和善庆寺一起改造合并为龚贤纪念馆。
　　古老的扫叶楼重新焕发出她的勃勃生机。
　　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林散之、刘海粟、萧娴等艺术大家经常聚集在扫叶楼，谈文论艺、品书赏画，扫叶楼成了艺术的圣殿。龚贤老人泉下有知，当不再寂寞。凭借小小一座楼，龚贤在诗书画方面杰出的成就与巨大的影响也走出了国门。在娄峻的记忆中，每年都会有大量的韩国人、日本人来到龚贤故居，虔诚地拜谒这位杰出的书画家，品味扫叶老人的艺术杰作。
　　近几年来，娄峻和清凉山的负责人一直把目光投向社会底层，关爱社会的边缘人群，比如老年人和残疾人。扫叶楼旁的茶社，是一个休闲的好地方，也是一个大众聚集的好场所。每个月第一个星期的周一，清凉山公园特地为聋哑人免费开放。每逢这一天，大量的聋哑人聚集在茶社里，喝茶聚会，交流感情，用哑语表达他们丰富而善感的内心世界。
　　若说明末清初，龚贤居住时期的扫叶楼只是一个孤独游于的归属；那么如今，扫叶楼已成为一个扫除人们心头寂寞的去处。每个周六的下午，这里是老年人的天地。南京电台“午夜星桥”的忠实听众们经常聚集在这里，聊老人自己的生活，聊他们的快乐与艰辛。给老人提供一个自由交流的平台和场所，清凉山公园为此做出了努力。
　　关爱老年人和残疾人，扫叶楼因此充满浓浓的人情味。
　　“清凉山色几芙蓉，旧是南唐避暑官。留得翠微亭子在，水天闲话夕阳红。”
　　盛夏酷暑，宜上清凉山。LI FUYU

● 难忘“富盈春”

记得很小的时候，就常听大人们说：“到‘富盈春’看戏去。”后来大了一点，才陆陆续续从他们口中得知，“富盈春”是一坐落在下关热河路上的戏园子，并且还了解了有关它的“身世”。原来早在抗战前，下关大马路、龙江桥、商埠街、鲜鱼巷一带戏园酒肆林立，入夜灯火辉煌，鼓乐绕耳。城里人往往由兴中门出城，江北人则坐着“小划子”赶到下关看戏。城北一带即有“看戏下下关”的说法。那时下关地区有桥头戏园、黄泥滩戏园、共和戏园、明星戏园、复兴戏院、百利大戏园、下关大舞台、“富盈春”等十多家戏园子，戏剧活动十分频繁。但是，日军占领南京后，戏剧活动一落千丈，以后各戏园陆续“打烊”。到解放前夕，就只剩下一座“富盈春”了。难怪受到城北地区老一辈戏迷们的青睐。
　　再后来我上了小学，课业时间常到热河路闲逛，才发现“富盈春”其实是个门面很小的剧场，大门是编上了号码的活动门板，早上开门时，工作人员一块块卸下，等到晚上打烊了，再按编号一块块安装上去。那时我还是“小把戏”，只能在大门口听听从里面传出咿咿呀呀的戏腔。那狭窄的二道门上，始终垂挂着一道犯嫌的门帘，使我无法看到那精彩缤纷的舞台世界。
　　由于受父母的影响，等上了中学，我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戏迷了，十分喜爱京剧和黄梅戏，特别对黄梅戏更是如痴如醉。这样，离家较近的“富盈春”自然就成了我经常流连和光顾的场所。
　　记得正是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那时还没有电视机，社会上戏剧活动十分活跃，各地各剧种剧团都是巡回到各处演出，像省一级剧团，在南京的演出地点往往都是新街口附近的中华剧场、世界剧场，或者长江路上的人民大会堂等，票价比较昂贵，分8角、1元、1元2角，对于一个中学生来说承受不了，而且这些大剧场离家又远，我是从来不敢问津的。而“富盈春”则不同了，它专门接待县一级剧团，票价又低，3角、4角、5角，算得上是个“平民剧场”，有时下关区业余京剧团、黄梅戏剧团在此献艺时，票价更低，只有1角、1角5分。在我看来，上“富盈春”看戏最划算，不仅离家近，花钱少，而且由于其场内面积不大，只有四五百个座位，即使坐在最后一排，也能看得一清二楚，听得明明白白。
　　我去那里多半看的是黄梅戏，至今还能记得，在那里演出的有盱眙县黄梅戏剧团、洪泽县黄梅戏剧团、和县黄梅戏剧团等。演出的剧目除必不可少的《天仙配》、《女驸马》外，还有《罗帕记》、《蓝桥会》、《梅》>等等。那时黄梅戏音乐都是原汁原味，十分动听迷人(80年代后经过“音乐改革”大不如前。对此，王少舫先生在给笔者的信中也表示赞同)。特别是《天仙配》、《打猪草》、《夫妻观灯》等传统剧目，我更是痴迷到每演必看的地步，自己也记不得看了多少遍，耳濡目染，说句大言不惭的话，即使到今天，几乎所有的唱词，我都能字正腔圆、有板有眼地“贩”出来。
　　现在回想起来，后来到了80年代初，我报考了文化馆的黄梅戏业余剧团，“脱颖而出”，得以录取，全靠着这段时间的“勤学苦练”。而对于“富盈春”舞台上的那些黄梅戏演员，青少年时期的我同样崇拜得五体投地。当时的理想，就是以后争取当一名黄梅戏演员。
　　在“富盈春”看戏，还有一点使我难忘的是，常常在正本戏开演前，都要先上演一场折子戏，二三十分钟时问，算是免费赠送给观众。这些短小活泼的折子戏，乡土气息十分浓郁，都是观众喜闻乐见的。给我留下印象的有《打豆腐》、《春香闹学》等，前者以选谐的表现手法劝人戒赌；后者则赞美了“卑贱者”的聪明和机警。
　　“富盈春”还是下关地区一些业余戏剧团“亮相”过把瘾的场所。其中下关区业余京剧团就曾在此多次献艺。这个业余京剧团以铁路职工为主，也吸引其他单位职工参加，我在“富盈春”就看过他们演出的《龙凤呈祥》、《玉堂春》等传统剧目，还记得剧团中主要演员有何幼之、钟剑芳等人。另外，南京港务局业余黄梅戏剧团也曾在这里演出过，但次数不多，仅记得有《天仙配》、《刘海砍樵》等。
　　那时我们家经济拮据，作为中学生的我。每月有限的几个零用钱，除了买点书以外，几乎都花在“富盈春”身上了。可以说，“富盈春”是我青少年时期的精神乐园。然而，到了60年代中期，一场全国性的政治风暴席卷了中华大地，在否定一切的口号下，作为宣扬“封资修”的场所，“富盈春”理所当然地遭到了灭顶之灾，成了一家印刷厂。
　　潮起潮落，岁月悠悠，弹指问几十年过去了，前两年我路过热河路，见“富盈春”已改为一家酒店兼歌舞厅，只见门面装潢得富丽堂皇，远非昔日可比。但是，旧时的“富盈春”却留在我心中至今也抹之不去。ZHAO ZIYUN

● 明志楼

明志楼建于1931年，是民国时期考试院(即今市政府大院)内的主考场，是选拔各级政府官员的考试场所。解放后，作为市政府主要的公务、会议场所。两层的主楼与两侧簇拥着它的东、西会议室(单层)一起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从高处俯瞰，犹如一只展翅欲飞的凤凰。
　　在我的心目中，明志楼又是一座神圣、亲切又有着某种真挚烂漫情感的精神圣殿。这源于我在明志楼畔渡过了三年多难以忘怀的童年时光，她再生了我。
　　我的童年是不幸的。父母生下我以后便身体不好，1946年我6岁那年双双离开了我。对清贫的孩子来说，在上世纪40年代混乱而动荡的年代里，度日月是一种煎熬。然而我又是十分幸运的，随着南京的解放，我的姐姐成为解放大军的一员。1950年2月，姐姐领着我走进市政府大院，在明志楼畔的一座灰色二层集体宿舍里支了一张床，这就是我的新“家”。推开窗户，明志楼就在眼前，这个家很小，只有一张床；这个家又很大，整个市政府大院都是我的家，在这里我可以自由呼吸，到处游荡。
　　我是2月份来到大院的。在美好的春光中，我来到了新家。当时明志楼的主厅已辟为礼堂。时常有歌咏比赛或文艺演出什么的，小孩子是不准入内的，但我们不管，每次都是又挤又闻地要进去，也常常能得逞，然后找一个角落处，等待一场免票的演出。说来也怪，在外面是又吵又闱，进去后却都能安静下来，被这歌声、演出所陶醉。“解放区的天”、“南泥湾”、“保卫黄河”、“歌唱二郎山”……一首又一首难忘的经典歌曲，就这样熔化到了我的心田里。
　　市政府大院燃烧着革命的激情，更荡漾着温暖至真的亲情。与姐姐同房间的一位女同志姓杨，我称她为杨姐姐。我的到来给她增加很多麻烦，空间更加狭小、生活平添诸多不便，但她丝毫不介意，还给我很多关照，有时候姐姐晚上加班，她怕我害怕还特地陪我做完作业，在窗外明志楼灯光的映射中慢慢入睡。
　　更让我感动的是，六十年代初我已是南京大学的学生了，一次暑假拜访当年我姐姐的领导王明俊秘书长，他见了我说：“你长大成人了，我很高兴，想起1949年那会儿，你姐姐时常会独自流泪，我心里就不安，会有什么事呢?后来就找她谈心，原来她说有一个弟弟生活存在着困难，我当时就安慰她，现在解放了，有困难就向组织上讲嘛，大家会帮你想办法的。”这样，我才有机缘来到市政府大院、来到明志楼畔居住。听着他的叙述，我泪流满面，无以言语。
　　年幼时的我，承受不了失去父母的剧烈命运冲击，心理上、性格上十分的怯懦、胆小。在兰家庄小学(现今北京东路小学)四年级时，一天不知怎地，班上选我作为参加学校一个什么活动的代表，第二天需在全校同学面前讲几句话。就这么一件小事，吓得我回家后大哭不止，心里很是害怕。姐姐问出原委后又气又恨，说你怎么这么没用!
　　这时，跑过来一位比姐姐年长许多的“老革命”海宇大姐，耐心地鼓励我，我记住了她的一句话：“要明白，你是男孩子，要学会有志气……”三十多年后的1985年，在日本东京召开的一个国际半导体学术会议，录用了我的一篇论文，并要在会议上作报告。在一步步登上这国际学术会议的讲坛时．我心里暗暗地对海字大姐自言自语：“海宇大姐，几十年了，你的这句话我没敢忘，我是从明志楼畔走到这东京国际会议厅的。”
　　随着社会生活逐步走上正常轨道，许多南下干部陆续将自己的子弟接来南京上学，他们的家就住在市政府大院旁的公教一村，这样我就有了一伙同学、玩友。在与这一群小伙伴的玩耍、嬉戏中，他们中洋溢着的少年天真、烂漫无瑕的快乐气氛，一点一点地溶解着我的一颗孤独冷僻的心，慢慢地我也溶入到这个集体当中。
　　我们主要的玩耍场所是市政府大院，大院确实太大了，内涵也太丰富了，栋栋办公楼之间散布着假山水池、亭台楼阁、花房苗圃、小河流水、球场跑道；杏树、桃树、李树、桑树……对于10岁左右的少年儿童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大观园”，课余我们这群孩子荡迹于其间，上假、下小河、打篮球、踢皮球、吃桑椹、桃子、李子、杏子，不亦乐乎，我享受到了遗迟到了的童年欢乐。
　　最使我难忘的就是城墙了。踞明志楼不远处就是台城，当时尚无正式的登城通道，解放门也未开。但在大院西北角的一段墙体上有一扇木制小门，进去后通过一段漆黑的城墙体内通道可翻上城头。上了城头，天地更加开阔、湖水更加浩渺、顿时有“天苍苍、水茫茫”之感。往东去，一直可走到九华山附近，这一片的水域里生长着一大片芦苇，吸引众多鸟类觅食，我们特别喜欢看乌几的飞起飞落，眼睛跟着鸟儿而转动，看着它们飞趑城墙，飞向它们那筑於明志楼、武庙殿屋檐下的巢穴中。我心也随着鸟儿一起飞翔，飞翔在广阔的天地与明志楼畔的家之间，向往着未来的新生活。
　　如今合城已重修茸整新了，登城通道平坦宽阔，再也不要穿越“时光隧道”了。游人们胸中怀着韦庄的《台城》诗篇来寻觅六朝如梦的痕迹，寻觅十里堤、台城柳、鸟空啼。我也常来台城，静静地伫立在面向市政府大院的垛口旁，从上面俯瞰孩提时我的“大观园”的全貌，寻觅东大门、寻觅西大门、寻觅那放着我一张床的灰色二层小楼，寻觅明志楼、寻觅已飞向远方的激昂歌声，寻觅我在明志楼畔3年如梦的童年时光。JIANG GUANHUAI

● 清溪村1号宅院

在南京城东一个僻静的小巷里，有一座不太为人关注的民国建筑，清溪村1号宅院。
　　这是一个坡屋顶的独立宅院，建于1947年。这座宅院的主人不应该被人淡忘。他是南京的有功之臣。30年代，他就开始为保护南京的历史文化遗存而奔忙，出版了《金陵古迹图考》、《金陵古迹名胜影集》等专著。50年代，因保护南京的明城墙而受到不公正处理，并被打成右派。中华门城堡就是在他的据理力争下保护下来的。
　　在我的童年生活中，这座建筑给我留下了最为深刻的记忆。
　　1962年，我5岁时，全家搬到了清溪村2号大杂院的二楼居住。据资料记载，清溪曾是南京的一条大河，青溪的上游，后因杨吴筑城，引青溪水为城濠，水流遂中断。登高北望，可见青山如屏，田野似锦，东面森严的围墙里面是海军学院(现海军指挥学院)的一幢幢将军楼，南面就是竹篱笆围着的清溪村1号院子，由一幢二层小楼和后院一间长长的平房组成。
　　朦胧记忆中，1号院是一个神秘的地方，主人深居简出，大门常年紧闭。我上小学后，放学回来时走在窄窄的清溪小巷，总喜欢透过竹篱笆向里面窥望。看飞舞的彩蝶与鲜艳的花朵。在一个夏日的雨后初晴时，我和邻居两个小伙伴把1号院后院的竹篱笆扒开一个大洞，钻了进去。院子里茂盛的花木散发着清新的气息，叫不出名的漂亮小鸟在树上不停地鸣叫，真是一个鸟语花香之地。我们在地上泥巴洞里掏未脱壳的知了，捉活蹦乱跳的蛐蛐，好不开心。
　　“文革”爆发后，1号院的篱笆墙被红卫兵推倒，我踏过篱笆墙进入院内。只见院子里一片狼藉，花草被践踏，到处是乱糟糟的泥土。一群红卫兵正在用洋镐挖地三尺，后来才知道是查“变天账”和武器。挖了半天，只挖出一个古色古香的茶壶嘴。另一帮红卫兵正在房间里抄家。我跑进去看热闹，第一次走进了这座房屋。中间是一个客厅，左右两边各有两间房屋，当做书房，木门、木地板、铜把手。楼上两间房子是卧室，阳台宽大。与我们2号院的房屋结构基本相同。红卫兵抄出成摞的书，堆成一座小山。这家男主人个子不高，约50来岁，正满脸怒气地望着红卫兵抄家，查封书籍。
　　不久，1号院大门上贴出一张大字报：“反动资本家朱奇畏罪自杀，其臭老婆要继续交待反动罪行……”我们就议论，他家怪不得这么有钱，原来是剥削工人的资本家。不知从哪里来的红卫兵一批批地来抄家。一天夜，朱奇家人啼哭着被红卫兵赶出了家门。那天，1号院成了空宅。那时，学校都停课了，我随邻居大人们进入1号院房屋里。李阿姨拿起一个脸盆，王大妈拿起一个板凳：“拿回家给我家二毛坐，反正资本家的财产都是剥削得来的”。我看到墙上有一张印有列宁语录的年画，便取下来据为己有。
　　当晚，又一批红卫兵住进了1号院，一直住到冬天来临。记得那年的冬天特别寒冷。我和邻居大林听说红卫兵把查抄的书堆在了1号院的平房里。早晨我俩踩着积雪，溜了进去，门未上锁。偌大的房间里满屋书香，堆得满满的书籍比学校图书室的书要多上千倍。正当我们拿起一本书随手翻翻，忽闻一声断喝：“干什么的？”一个红卫兵出现在门口，他一手一个抓住我和大林，“走，跟我去老实交待”。大林机灵，一下挣脱了红卫兵的手跑了。我被带到前院楼下一个房间里，一长溜的地铺上睡着不少红卫兵，一个被称作司令的人睁着惺忪的睡眼审问我：“你家是什么家庭成份啊?”“贫下中农”。“还加入红小兵啦?”“加入了”……红卫兵撤走后，1号院房屋被一分为三，朱奇家人住一部分，其余房屋分给两个工人家庭居住。
　　80年代后期，我在南京图书馆看书时，结识了该馆的退休老人纪维周老师。交谈中得知：所谓反动资本家朱奇实乃著名学者、经济学家、文物保护专家朱偰也。他早年留学德国，获博士学位后，30年代回国，定居南京。被聘为中央大学教授，著作颇丰。刘伯承元帅到南京后慕名约见过他。50年代曾担任江苏省文化局副局长。因极力反对拆毁南京明城墙，而于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下放到南京图书馆。文化大革命遭抄家后又被造反派隔离审查，他认为自己无罪可交待，便写起回忆录，被造反派发现后撕毁，逼其交待罪行。朱偰于愤怒的绝望中，在南京图书馆隔离室上吊自杀，死时61岁。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获平反。
　　我难以形容当时内心的震惊，这么多年来都把他当成了资本家。一种不平之气促使我赶到阔别多年的清溪村，1号院那饱经历史沧桑的坡屋顶小楼依旧。在夕阳的余晖下，犹如一个历史老人伫立在那里。曾经遭受的屈辱的风霜雨雪在他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我觉得有愧于他。
　　1号院大门“吱”的一声打开了，走出一个中年妇女，搜索童年的记忆，似曾相识。她是朱偰先生的女儿，先生的家人还住在这里，仍保留着当年的生活习惯。与之谈起当年的浩劫，更多的是一种无奈。
　　从此，当我深深思索的时候就来到清溪村，寻找儿时的记忆。清溪村2号院老屋已拆盖成多层楼房。1号院小楼被保护下来。望着这幢民国建筑，仿佛得到启迪：作为一个人或一群人，任何时候都要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不可盲从、盲动，因你的盲从、盲动，给别人、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和伤害，往往是难以弥补的。ZHANG QUANNING

● 九年神道

第一次去南京是在1995年的冬天，那时候和一大堆亲戚自己组建一个旅行团，13个人“呼啦”一车子从苏州拉到长江大桥，拉到总统府，再拉到中山陵。那是唯一的一次家族旅行。10岁的表弟第一次出远门，非要带上他的玩具绒毛老虎和陶瓷储蓄罐，为了这个问题，大人们软硬兼施，终于说服他放弃了那个沉重的罐子，以只带一只布老虎为妥协。
　　记得那年南京正下着鹅毛大雪，地上屋顶上都积着厚雪，梧桐叶枯黄，那些傻瓜机拍的照片把身后的南京照得像个真正的沧桑古都。而有些照片是在一排石头动物和石头人前面拍的，我和三个弟弟在其间东躲西藏。回来后才指着照片问大人，这个奇怪的地方是哪儿，他们说是明孝陵。等到我知道它的确切名字是叫神道的时候，已经是考上了南京大学。
　　那是五年后了，直奔浦口新校区，生活在浦口。感觉南京不再深刻，雪不再那么大，树不再那么老成。五年时间足够经历变化，13个人中间表弟的母亲去世了，三个弟弟从小学生长到了成人那般高，父亲胖了，我竟突然变成了双眼皮。世界真是古怪极了。
　　有一次，我想到了去寻找神道。那时候还迷恋何塞·多诺索，迷恋魔幻现实主义，还喜欢搜集骷髅头的饰物。那时候我的人生观还是相信奇迹的，相信在平淡的人生中异军突起的奇遇。留在我记忆中的神道也无非就是这样一些古怪的东西。它穿过时间的隧道，从古代来到当代，有点不伦不类。它也不是如房屋建筑那样有实用性，它的存在似乎只是试图证明点什么。
　　经常认为溺爱一道风景的人都很自私，要不是为了享乐，要不是为了猎奇，要不是为了借朝圣来自我解脱，如同那么多人前赴后继去西藏，回来后，一个个都像灵魂被洗涤了一遍似的。而神道对于我，大概兼有后两者。寻找神道，说的动听，是去寻求记忆对失落的过去的印证，而随便说来，只是计划一次春游。
　　从浦口到神道要越过长江，转许多趟车，如同从一块荒芜的土地逐渐深入某个力量的腹地。和我一起出游的是个素未谋面的男生，他曾在我的家乡见过我，不知道从哪儿搞来我的电话，邀请我一起爬山。提到明孝陵和神道，我便欣然前往。在某—个公交站牌下面，我见到了这个高大标致的男生。
　　事情的发展当然不是按照浪漫小说的模式。很快，我就对他产生了厌恶。他身上擦着香水，对自己的外表很是自负，不断地要求路人给我们拍合影。而我偏偏是认为一切男人的美貌都是肤浅的。等我们达到神道的时候，他突然掏出一小盒果冻先吃了几口就要和我用同一片小勺分享，俨然我已经是他的女朋友。神道在我们面前铺展，那么神奇的风景却被玷污得好像只是一次有计划地追求的道具。我已经不堪忍受了，只是匆匆望了一眼神道就离开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如今，我早已忘记了他的名字。行为主义或条件反射认为你讨厌一样事物会连带着讨厌和它一起的另一样事物。比如你讨厌莫扎特是因为你小时候听到莫扎特音乐的时候正在挨母亲的打，等你长大虽然忘了挨打这回事，但是只要一听到莫扎特就会产生忧郁和恐惧。出于对过分自信的男人的厌恶和自己轻易允诺的悔意，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提过神道。
　　四年后，我已经离开南京。四年内，我天南海北去过不少地方，有些很平白，有些很深刻，有些很虚伪，有些很可笑。当然，旅途中结识的人也是如此，有些人善良谦和，有些人愚蠢狡黠。攀谈多半只是火车上的几夜，飞机上的几小时，有时候会留电话，但几乎从来没有使用过。这样才具有旅行的意义。旅行就是为了一路走一路丢，而不是背越来越多的包袱。可是我却一直没有看见过第二个像神道那样特别的地方。一篇文章中写道：“神道两边分布的12对石像生和4对石人，石刻风格多样，造型厚重简朴，融整体宏大与局部精细为一体，代表了中国明初石雕艺术的最高水平。”我的喜欢当然也不是基于历史、内涵或建筑审美这样深刻的借口，我甚至不关心上面走的到底是皇帝还是他们的子孙，我只是陷在神秘的感官里。我突然计划着再次瞻仰一下神道，想看看它老了没有。
　　从上海赶到神道，那天秋天的红叶正红得要命，满地落叶，晚霞也做了最辉煌的背景。这样的美丽是叹为观止的。一走进神道，就感觉一切开始凝固、静止。那些石兽狮、獬豸、骆驼、象、麒麟，文臣武将露天列队，日晒雨淋，它们依山势地形蜿蜒曲折，一路排下去，却600多年来纹丝不动。落叶和晚霞也是静止的。我对身边的朋友说，我找回了少年时迷恋魔幻的感觉。他却煽情地说，我们要对这瞬间的美景发誓，以后不管发生什么永远不仇恨对方。生活真的有这么不稳妥吗?我不清楚，只是又轻易允诺了。
　　回来后，我向每一个跟我谈起南京的朋友说，我去了神道，南京最令人神往的地方就是那里。HE QING

● 朝天宫

1954年，我家迁居建邺路。出门步行五六分钟，便至朝天宫。从此，我与朝天宫结下不解之缘。
　　那年我6岁，与弟妹和邻家孩童常玩的游戏是去朝天宫“滑滑梯”。所谓“滑梯”，是指朝天宫大门前石阶两边倾斜而下的石面。宽约35厘米，十分平滑，被不知多少代儿童滑溜得上面留下两道凹痕。
　　顺建邺路向西走到头，经过写有“文武官员军民人等到此下马”字样的石碑，穿过上书“德配天地”(西门上书“道贯古今”)的高大宫墙圆顶门，进入朝天宫广场，便可望见那滑溜溜的“滑梯”了。只听一声欢呼，我们争先恐后地奔上去，抢着往“滑梯”上端一坐，抬起双脚，便觉耳边生风，“呼”地一下直滑下去。因为滑速太大，到底部总也刹不住，只好跌睡在地上。前一个未爬起来，后一个又冲了下来。几个人横七竖八地躺在一起，引出一片欢笑。
　　朝天宫东边、建邺路西头，有几间平房。印象最深的是说书屋和自行车铺。我不知为何自幼爱听说书，一有空就跑去坐在角落津津有味地听。什么梁山好汉，三侠五义，瓦岗英雄等等，最早都是在那里进入脑海的。搬过去第二年，我上了小学。家里穷，家务事特多。打井水、抬自来水、捡柴禾、买煤基、喂鸡鸭等等，连做作业的时间几乎都没有。所以大人总不许我去听书。有一段时间，家附近的公厕被拆除了，大小便都要跑到朝天宫旁边的公厕。我常乘上厕所之机溜去听书。一般是跑步过去，完事后听书半小时，再跑步回家。大多不被发现。有时听书入了迷，个把小时不回家，母亲就拿着鸡毛掸子找过去，揪着耳朵把我提出书屋。不过鸡毛掸子大都用不着。
　　说书当然是谋生手段。但那时门口并不收票。屋内设四五排长凳。听众以附近老人居多。说到紧要关头，说书人卖个关子：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于是有人托一盘子挨个收钱。听书人有给一角，有给几分钱的。我没钱，低着头不吱声。好在人家不跟我要，也不撵我。多数时候，我听的时间不长，往往该到收钱时已慌慌张张地赶着回家了，所以当年从没有听过一个完整的故事。但或许就是这样，竟养成了我对书的爱好。30年后，我能代表南京市赴京参加全国知识竞赛，追根溯源，恐怕还因了朝天宫那小小的说书屋。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小学毕业考进市五中。每天上学都路过朝天宫。一天四趟，三年下来不知路过了多少趟。朝天宫在我的印象中便愈发深刻。那期间我忽然想学骑自行车。家里自然没车。朝天宫旁边的自行车铺有车出租。记得是1角钱1小时，可用学生证作抵押。我要花个把月时间，从铅笔、橡皮、作业本费用里省出1角钱，邀上一两个同学，租部车子推进朝天宫广场，一人骑两人扶，歪歪倒倒地轮流骑上一会，倒也十分开心。我们车技就是这样在朝天宫广场学会的。
　　70年代中期，家父退休，朝天宫广场成了他每日休闲去处。那时朝天宫广场仍未封闭，渐渐成为退休老人的乐园。数百名远近老人来此打扑克，下象棋，说闲话，练太极拳。打扑克只会“争上游”，不赌钱，输了自己刮鼻子。我用钢筋和帆布给父亲做了个折叠小凳子，他每天带个布包，带着茶杯和凳子去朝天宫打牌。
　　1979年某日，我借了部照相机，游玄武湖留了几张底片，在朝天宫给老父照了几张。打牌照找不到了。父亲抱着我女儿和侄女的照片一直保留着。从照片背景中依稀可见，当时朝天宫里正在举办“江苏省青少年科技作品展览”。
　　1982年，我携父迁居城北。其时兄妹们皆先于我家迁走了。父亲到城北后虽也能找到打牌之处，但终因情牵梦绕，又买了月票不辞辛苦地每日赶往朝天宫。
　　50年了，如今我家仍与朝天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依然住在朝天宫附近，一个要好的同学在朝天宫旁的省委党校任职并在校内安了家……我与妻女每去城南访亲拜友，总少不了重游朝天宫。当然，如今朝天宫是大变样了。朝天宫广场被封闭起来，建邺路沿着宫墙拐了个大弯。包括我们旧居在内的建邺路与秦淮河之间的数百民居毫无踪迹，变成现在长长的河边花园。昔日狭窄的大王府巷拓宽成豪华的王府大街。昔日场景破旧的宫墙屋瓦如今色彩鲜艳，富丽堂皇。过去掩没于简陋民宅中的冶山道院，如今建成为一座古朴优雅、供市民免费游览的街心花园。
　　站在冶山道院小山上，仰望身旁青翠参天的松树，俯视王府大街上穿梭不息的人流车流，眺望宫墙之内错落有致的雄伟宫殿，我心中不由得发生沧桑之叹：啊，朝天宫，我那割舍不掉的思念! YU YONGNIAN

● 红山大壮观阁

六月的江南，南京城北的红山。
　　红山，六朝时称为大壮观山。据《建康志》记载：(红山)周围五里，高二十八丈，东连钟山，南临玄武湖，为皇家宫苑上林苑的一部分。连绵起伏的山势，郁郁葱葱的树林依稀可以感受到当年作为皇家园林的辉煌。六朝金粉随着历史的风尘飘落，当年的雄伟华丽只能存在于史书的记载当中。为了追寻六朝的风韵，红山森林公园在原有的上林苑、艺文馆等六朝风格建筑的基础上，耗资300万，历经两年多的时间，复建了南京唯一的一座具有六朝特色的阁楼——大壮观阁。
　　大壮观阁位于大红山顶，共三层，建筑面积878.72平方米，阁内所有的装饰物采用了六朝时期的书法、绘画和雕刻作品，具有鲜明的六朝特色。整个阁楼色调十分简洁自然，采用红褐色与橙色作为整个阁楼的主体色调；阁楼正面的匾额上写着“大壮观阁”四个字，字体方正之中又不失灵动之气，让人隐约读出六朝的古韵。大壮观阁内窗棱的设计严格按照相关历史典籍上关于六朝建筑的记载，采用的是直棱形窗格，保持了六朝阁楼建筑的基本风貌。站在大壮观阁最高层，放眼望去，巍巍钟山秀色，淼淼玄武烟波，尽收眼底。《陈书·宣帝纪》云：“帝幸大壮观阅武”。六朝时陈宣帝在大壮观山命令都督任忠率领步骑十万，陈于玄武湖，都督陈景，率领楼舰五百，出于瓜步江(今六合东南20里)。陈宣帝登上大壮观山，亲自宴请群臣，设丝竹管乐，幸乐游苑，创造了南朝检阅军队的规模之最。可见红山拥有非常深厚的六朝文化积淀。虽然魏晋南北朝已经随着历史的车轮远去，虽然宋、齐、梁、陈的靡靡之音已经跌落到秦淮河的浆声灯影之中，虽然《后庭花》的遗恨已经藏入了泛黄的旧册之中，可是六朝的风韵，仍然可以从红山园林中寻找到六朝的遗风古韵，大壮观阁也正是一种追怀过去的形式。
　　大壮观阁从开始计划复建，到真正开门迎客，历经了20余年的漫长时间。因为红山森林公园的定位不仅仅是一座有相当规模的城市森林动物园，更是着重利用红山深厚的人文底蕴把它变为森林、动物、人文景观三位一体的，既有古都风貌又不失现代气派的都市森林公园。因此，大壮观阁的规划就成了整个红山发展规划的重中之重，漫长的20多年时间，不断地邀请一些专家进行学术论证，或者对设计规划提出一些宝贵的建议。真正开始把大壮观阁的建设规划付诸实施的过程中，公园领导葛礼银主任更是倾注了一番心血，大到每一次与大壮观阁有关的会议，同与会的专家、学者认真讨论各种设计方案，小到阁楼的牌匾用什么样的字体，整个阁楼的色调如何，用什么样的建筑材料才能凸现六朝特色，事事严格把关，为的就是要把复建大壮观阁的工程打造成精品。六朝建筑能够经得住历代战火考验，得以保存下来的为数不多，所以什么是真正的六朝建筑很难确定下来，只能通过六朝的一些墓葬内保留的一些建筑的蛛丝马迹来进行推断，力求还原真正的六朝建筑风貌。
　　据说，本来阁楼的栏杆把手是采取明清时期较为流行的莲花底座设计的，但是据史书记载，佛教是东汉末年才开始传入中国，带有鲜明宗教特征的莲花底座还没有影响到当时的建筑风格，所以如果采用莲花底座的方案就会与历史不相符合，所以最后还是否定了这个设计方案，采用了筒明的八边形棱柱设计。阁楼内屋梁上的人字拱和斗拱简洁大方，颇得南北朝风致。当然，人字拱和斗拱的具体实物，历史上并没有保存下来，只能从《营造法式》中的样式往前推算，减少繁复的设计，力求与整个阁楼简单大方的风格相一致。
　　古代私家园林的设计主要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需要，而现代园林则是供游人观景游览的，所以园林的景观性特点在现代园林设计中显得更为重要。红山东连钟山，南临玄武湖，站在大壮观阁上凭栏远眺，紫金山上缭绕的云雾，玄武湖潋滟的波光，和红山上六朝风致的建筑相互映衬，红山的六朝人文气质得到了张扬。大壮观阁作为整个红山园林的标志建筑，周围种植了红枫、羽毛枫、冷沙、紫叶等名贵的树种，郁郁葱葱的树林掩映下的大壮观阁真是一个游人登高观景的好去处。
　　建筑是无韵的诗篇，建筑是凝固在历史乐谱上不变的音符。中国有着悠远的历史，建筑更是这一悠远历史无言的见证者。至今，我们仍然可以从秦始皇陵的巍峨气势中体会到秦王赢政一统天下的王者之气；我们仍然可以从巍巍大雁塔的棱角中窥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盛唐气象；我们仍然可以从圆明园大水法的断壁残垣中感觉到八国联军燃起的那把毁掉一切尊严的火焰。建筑是沧桑历史一枚永恒的烙印，它们不会说话，但是历史的风尘在它们身体上刻下的种种痕迹，就是无声的明证。站在古建筑的前面，仿佛时光倒流一般，尘封的往事犹如精灵一般钻进大脑的空隙，改朝换代，几世沉浮，不由得发出几声怀古伤今的感叹。
　　六月的江南，南京城北的红山。
　　远远望去，飘逸灵秀的大壮观阁掩映在树影婆娑之中，六朝的情怀与景物一起融入游人的视野，逝去的岁月渐渐清晰起来，杜牧“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感怀，你能体会到吗？WU TINGTING

● 洪武路96号

每当走过新街口沃尔玛超市，我就会想起那里曾经有过的一个门牌号：洪武路96号。那是一个有着一座红砖黄墙的L形三层楼的院落，建成于上个世纪50年代大炼钢铁前，在当时还是沙石铺面的洪武路上，这个院落还是很抢眼的。依稀记得，当时它的对面还有一排草房。
　　刚建成的96号有里外两扇大门，外面的是连着围墙的大木门，里面是骑楼下的雕花大铁门，院内还有一小片郁郁葱葱的小树林。那个美丽的小树林，着实让我这个在部队大院里野惯了的小丫头开心了一番。可是好景不长，一天，我从幼儿园回来，突然发现让我作为玩具的大铁门没了!阿姨告诉我，被拆了炼钢铁去了。我不由惊奇，那为什么当初还要造呢?接着小树林也没了，有好事者在院内也搞起了一个小炉子……后来，在小树林的地上建起了一排平房。
　　在那时，我不知道96号的珍贵。中学时，一个同学知道我住在96号，立马惊叹了一句：“你住在新房子里啊!”她的话让我惊讶不已，那时96号已经快10岁了!现在想想，在那个年代，96号确实值得羡慕。红漆地板，两三家人合用一个10平米的厨房，卫生间也是半独立的——一个门进去，但是抽水马桶是各家的，比起那些过道是厨房的筒子楼，没有卫生设施的老房子，真有点天堂的感觉。尤其是楼梯，至今让我念念不忘：纯粹的木楼梯，宽宽的扶手和拐角，每天我都要跨在扶手上从3楼一直滑到楼下，扶手的末端是个小小的平台，安安稳稳地接住我。那种感觉，就如迎风站立在泰坦尼克号船头的露丝。
　　也许是因为“套型”好吧，96号的第一代居民都有点层次，不是军队的转业干部就是知识分子，我家就和后来颇有名气的作家方之成了邻居，他的小说《汉奸》曾让我感叹一番。方之的大儿子李潮和我年龄相仿，到了读书的年龄就成了书友。看完了自家的书，便开始交换图书看。当然必须是等价交换，你一本，我一本，想白看不是那么容易，不过我也有机会。李潮眼睛不好，近视得厉害，可对书简直到了蛀虫的地步，走路都喜欢拿本书在手上。为了防止他的眼睛坏下去，李阿姨就规定他出门不许带书，但是李潮偏偏就想带书。于是，每次出门前他就偷偷把书放在楼梯的窗台上，然后再大摇大摆地做出空手出门的样子，回来时再把书放在窗台上。这个秘密被我发现了，我白看书的机会也就到了。他放下书走了，我就顺便替他保管一下。直到有一天我正津津有味看书时，李潮冷不丁地现在我的面前……
　　暑假里，小伙伴们忙得最欢的事，就是在太阳落山后忙着占地方搭床。一时间洒水的洒水，扫地的扫地，忙得不亦乐乎。在大树下，一张张床飞快地连着搭起来，晚饭后，抱着席子、枕头在院子里闹成一团。安静的就讲讲故事，不安静的就挥着刀枪打过来冲过去，直到大人们皱起眉头。
　　童年还没有走完，文化大革命开始了。96号依然如故，无论谁家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绝没有人去看热闹，第二天仍是笑脸相迎。一次，一支游街的队伍特意绕到96号，对着大院口号阵阵，不知是谁呼呼地推上了大门，把一切不愉快都关在了门外。后来，我长大了，不能再滑楼梯了，学会了天不亮就到对面的菜场放个篮子或砖头排队。再后来，我成了知青，96号成了我在苏北的遥远寄托。记得第二次回来探亲，感觉96号的房子是前所未有的宽敞高大，心中奇怪极了。思考再三，突然悟出，因为我已经习惯了苏北的草房，心中不由一阵惆怅。
　　许多年后，当我再把户口迁回时，南京已经开始流行独门独户的套房了，原本在洪武路可以自豪的96号一下变得落寂起来。老住户们陆陆续续地搬走了，80年代初，我家也离开了96号。这一走，我几乎有10年的时间没有踏进96号，只是偶尔在门口略作停留。
　　90年代初的一日，突发奇想要带着年龄尚小的儿子去看故居。那时，洪武路已经拓宽了，96号L形的楼房只剩下了一竖，大门也没了，在一片高楼中显得孤单、落魄，不由让人心酸。走上楼梯，扶手依然光滑，只是红漆已经消磨殆尽了，木楼梯似乎在脚下摇晃，让人不安。有的人把两家合用的厨房一分为二，开个门变成了独家使用，贴上瓷砖，还有点现代的感觉。我这个原住民的到来，让老邻居们一下热闹起来，儿子原本惊讶的目光一下兴奋起来，哈，那份只能在楼下才能找到的快乐，楼上也有!老邻居们的热情，让儿子有点乐不思蜀，临走时，我问他愿不愿意住这儿，他大声说愿意。我想起了儿时的自己，和96号共有的快乐童年，充满幻想的少年，期盼明天的青年……
　　走出96号，我突然感到了它的衰老，我知道它迟早有一天会消失在高楼的海洋里，老邻居们在热切地盼着拆迁，盼着有一个崭新的家。但我却默默地祈祷，这一天迟点、迟点。
　　终于，在新世纪的阳光里，96号永远地消失了。那一天，我看着它成为平地的时候，突然感到一份失落。96号，和我拉着手走过生命中最珍贵的40年，我们看着洪武路在变，体验着人世间的天翻地覆，感受着生活的酸甜苦辣。但是，在生活更美好的时候，它离开了，留给我们的，也许只有恬淡的记忆和绵长的怀念。CHEN YINGXIN

● 栖霞山

南京城的春天和秋天很短暂，在一年365天漫长的日子里，这两个季节仿佛匆忙到站的火车，稍作停留便杳然逝去，这之后是一片短暂的空白，而后占据这座城市大半年时间的阴冷和炎热便接踵而来。但南京人还是真切地享受着他们宝贵的春秋两季——“春牛首，秋栖霞”，说的就是春天，牛首山风景独好；而秋日，便是栖霞山红叶满山的季节。
　　对于位于城东一隅的栖霞山的印象，历来似乎仅仅限于秋日红叶和古刹钟声。
　　许多年前，古人一句“会游游栖霞，不会游游天下”的话语，将栖霞山这座明秀之山呈现于世人眼前。之后，大批名人墨客的到访和居住，让栖霞山更具灵气：乾隆皇帝六巡江南，五到栖霞；葛玄、葛洪、李时珍的足迹也因栖霞山盛产的中草药而来；唐代“茶圣”陆羽更是在品遍各地名泉、名茶后隐居这里，一待就是17年。
　　凝固于历史中的栖霞山，可以是姿色平淡的，也可以是宏伟壮观的，亦可以是细腻柔软的。那些惊天动地的事件和坐标式的建筑，都是不能忽略的，这些，你可以在人们口口相传里得到，也可以在城市里的博物馆文献里寻觅。蓊郁的栖霞山浓缩了南京城的半部文化史，令人惋惜的是，至今，为人们所普遍津津乐道的只是每年短暂秋风中那抹嫣红的枫叶。
　　我偏偏选择了一个暮春的雨天，来到栖霞山。
　　雨后，空气清新。邀了栖霞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的王俊，便动身上山。王俊在这里已经工作了近10年。1995年，他刚来到栖霞山工作时，这里完全是一副原始的状态：没有一条上山的路可走，要想上山必须钻树林，除了寺庙和红叶外，其他遗址还沉睡在杂草丛生的树林里。
　　雨天路滑，我们沿着一条水泥路蜿蜒而上。道路是2000年修建的，想象着以前无路，一次次上山的人多了，才踏出一条模糊的山路，如此这般，游客上山至少要一个小时。曾经的土路，让登上山顶一览漫山红叶有着诸多不便。
　　雨点逐渐大起来，清脆地敲打路面。朦胧的雨丝中，路边的舍利塔、千佛岩、《明征君碑》、“彩虹明镜”、品外泉、飞来石、桃花涧、春雨桥、白鹿泉等景点如同电影镜头一般轮流出现，美轮美奂。
　　久闻栖霞山2001年建了座陆羽茶庄。我们在山坡一处高地停了下来，一幢隐藏于满是绿树的篱笆小院中的木制小楼便出现在眼前，这就是陆羽茶庄。为纪念“茶圣”陆羽而建造了这座茶楼，并在栖霞山上觅得一处宝地，从这里眺望远方，郁郁葱葱的山岭在雨中更像一幅水墨画。据说，陆羽的《茶经》初稿就是在栖霞山上完成的。这是金陵茶最早的起源，但栖霞茶文化历来都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如今，在林立的厂房包围下，栖霞山的茶彻底湮没于尘世，惟有偶尔出现在山林中的茶农身影仍能唤起人们对陆羽的些许记忆。
　　近几年，栖霞山又发现了不少古迹，这些甚至连很多长久生活于此的人们都不曾了解。最大的奠过于栖霞飞天的发现。人们惯常的思维是，飞天应在西部敦煌莫高窟观看，然而，2000年的那次偶然发现，让飞天与江南的悠久渊源浮出水面。事情发生在2000年上半年，那段时间，王俊总喜欢上山随便看看，栖霞山上未曾发掘的珍贵旅游资源，一直是他的一件心事。有一天，他走到千佛岩，看到一位60多岁的老人坐在石窟旁边临摹。老人打扮很普通，始终不发一言，王俊好奇地过去询问老人，但老人还是一句话也没有。后来，才告诉他，自己在临摹一幅飞天壁画，而这一飞天还没被发现。王俊在老人临摹的地方仔细观察，发现这一石窟顶部果然有个形态飘逸的飞天造型!这一重大发现让他异常兴奋，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又仔细考察了栖霞山的其他石窟，不仅在千佛岩共发现3身飞天，还在舍利塔又发现了另外17身!
　　飞天壁画、飞天石雕、飞天磁雕、飞天砖雕……栖霞山的枫叶又红了，这一年，来此游玩的游客格外多。沉默的一座栖霞山，像一首停顿许久后再次响起旋律的老歌，这一次，唱得格外动听。伴随着这歌声，栖霞这个“东敦煌”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石窟艺术的点睛之笔，后人因为这一新发现改变了“飞天为墩煌特有”的看法。发现、探索、再发现……这一规律用不停歇。
　　王俊来到栖霞山，近10年。每天往返于现代的南京城与古老的栖霞山之间，面对愈发现代的城市，他愈发感到古老的珍贵。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他和现代城市边的一群人在尽力地保护着，深护了10年。我想，他们一定习惯了在群山中寻找自己的乐趣。
　　在山脚简陋的办公室里，我发现了一堆高高垒起的残败的石碑，抹去上面厚厚的灰尘，清晰的古文便映入眼帘。这是近几年，栖霞山的又一发现，2000年修建那条上山道路成就了这一发现。工人在施工的时候把一块块印有奇怪文字的石碑挖掘出来，后来他们才知道，这就是——《禹王碑》，上面的文字是蝌蚪文，一共十几块。这些石碑鲜为人知。
　　《禹王碑》是“大禹治水”的见证。栖霞之《禹王碑》，为明神宗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9年)二月，由吏部左侍郎杨时乔重刻。原来只有三块碑，但细心的杨氏又给每块碑配上译文，据说立碑与镇住万历年间的南京洪水相关。洪水早已退去，人们继续生活，石碑深深埋入地下。对于那段历史，大部分人都遗忘了，多少年过去后，石碑残缺不全地显露出来，引起了后人的重视，王俊一次次地上山，寻找可能遗忘的残碑，为防止破坏，最后把所有的石碑搬进了办公室——历史是不容忽视的。
　　转到栖霞山脚下，栖覆山所有的新鲜与奇妙又都掩入茫茫苍苍的绿意中了。空气依然清澈透明，所有的日子都在向前，回到水泥与雨水的城中，也许，这座明秀之山留给人的记忆会更深刻，更持久。WANG TING

● 家住长江路

在一个城市一条街道住久了，容易渐生厌倦之心。我在南京生活了45年，在长江路居住了20多年。直到最近，我才渐渐发现，我所居住的长江路竟是这般美丽，这般富有滋味，又这般让人遐思不断，产生新的探究兴趣。
　　阳春三月的清晨，我只需步行几十米，便可漫步长江路。在古金陵的城市建筑史上，也许它的宽阔不如中山干道，悠久不及乌衣巷、鸡鹅巷等毫不起眼的街巷，但它却具备了现代街道的某些基本要素。
　　此刻，我站在长江路西段路口。放眼向东望去，长江路宽阔平坦、笔直如线，汽车如同河水一般流淌在快车道上，自行车流从容不迫地穿行于慢车道上。而晨练的老人和上学的学生，或悠然地活动着身子，或神情自若地行走在人行道上。在都市的纷乱嘈杂之中，长江路竟是如此怡然安祥、井然有序，过往行人仿佛都用不着为自身安全分心费神。
　　沿着长江路西段踱步而来。一路上有绿色的冬青相伴，有高大挺拔的梧桐树相迎，内心不由地渐渐涌上一股舒适安样的暖意。三月的微风拂面，竟也不觉得寒冷了。忽闻鸟语啾啾，抬眼望去，只见高高的梧桐树端，有鸟巢数枚，黑色的乌鸦正在枝间跳跃、玲珑的喜鹊正在树颠“喳喳”欢叫，而聒噪的麻雀则一阵阵忽东忽西地呼啸飞过。我忽然醒悟，长江路竟有许多优越处：不仅宽阔平坦利于行，洁净美丽适于居，而且鸟语花香，绿树成荫，也适于游人驻足休憩。
　　傍晚时分，我常喜欢带着三岁的小孙子出门转悠，首选目标便是长江路文化长廊。我看中这里的宽阔平坦，舒适安全；看中这里的花圃、灯光和音乐喷泉共同汇成的优美环境；更看中这里碑廊、雕塑和图书馆、美术馆共同酿造的文化气息。
　　在这里，我可以让孙子疯跑嬉闹，而毫无安全之虑，我也可以适时地介绍关于古代和现代的文化知识，让他得到知识的熏陶。
　　作为一条有着数百年历史的街道，长江路有过喧闹，也有过冷落，有过辉煌瞬间，也有过屈辱。地处长江路的江宁织造府曾迎驾过康熙大帝的数次南巡，历尽兴衰荣辱的大平天国的天王府曾建构织造府内；孙中山先生曾在此就任临时大总统，蒋介石的总统府也定于此。当时遂将此街道取名为国府路。直到1949年南京解放，才正式更名为长江路。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长江路原是冷寂空旷的，那时的长江路尚不通公共汽车。六十年代，一些谈恋爱的同学常喜欢来此“压马路”，图的无非是清静整洁，树影婆娑，好说悄悄话。大学时代，我家居城西，校舍在汉口路，因学校规定大学生不准谈恋爱，我只好把与女朋友的第一饮约会定在长江路大会堂前。往事如烟，那次初恋的约会距今已40多年了，可当时的紧张兴奋，还有长江路上法国梧桐随风飘荡的细絮，依旧历历在目。
　　六朝古都的南京，自有许多值得纪念而又颇具玩味的街道。作为家住长江路的居民，要想了解长江路的历史与文化价值却也并不容易。待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我在一家有影响的文学杂志供职，编辑的身份需接待外地作家朋友，方才陆续地从一些历史典籍和忆旧文章中，知晓我所居住的这条街道，究竟有多少令人应接不暇的文化景点，有多少让人唏嘘叹息的人文故事。
　　不消说，童年的曹雪芹在江宁织造府内，目睹过多少人间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那本流传千古的不朽之作《红楼梦》已然作了精彩的艺术描绘。不消说，多少政治要人在总统府内作出事关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决定；不消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在天王府里演绎的十年兴衰故事，为后人提供了多少值得言说的话题；更不消说；长江路东段的毗卢寺在“文革”中曾遭到严重毁坏，但仅存的大殿、藏经阁等主体建筑，依旧为寺庙文化研究者所瞩目。长江路，一条集现代文化、近代文化和古建筑文化于一身的文化老街。古往今来，曾有许多诗文题咏和记叙过长江路上的历史与文化景点。倘说走进了长江路，便是走进了历史与文化的浓厚氛围，那是一点也没错的。
　　每每在清晨或傍晚，我漫步于长江路上，望着那些正在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想像着即将耸立起的一栋栋崭新建筑，还有已被盗窃、毁坏了不止一次的文化设施，不禁从心底升腾起一股悲悯之情。我为长江路历史文化的未来命运陷入一种难以名状的担忧。贪财者的毁坏固然可悲，而虽有过于密集的高楼大厦，却鲜有文化用品商店和传统饮食文化，又当如何呢?须知，现代化同为国人所需，但牺牲了历史与文化的现代化，毕竟是不可取的。XU ZHAOHUAI

● 汉中门广场

初夏的傍晚，凉风习习。汉中门市民广场内，一派安详平和的景象。
　　虽然地处汉中路与虎踞路这两条干道的交汇处，一踏进广场，却立刻有了时空转换的感觉：仿佛从喧闹的都市一脚踏进安静的乡间，从现代一脚踏进了历史。一种宁静、悠闲的感觉自然而生。登上城堡平台，放眼望去，到处都是闲适自得的人群，或沿着草坪散步、或在广场上运动、或是在逗弄小孩。“市民广场”显示了它最实际的涵义；人与自然、人与城墙在这里是那么的和谐。
　　目睹这一切，一些老住户们不由得想起8年前此处城墙的景况。
　　汉西门，又称石城门，是明代13个城门中保存至今的为数不多的一个。但600多年的风雨沧桑、600多年的人事变迁后，城墙城门都已面目全非。到1996年前后，城堡已几乎被一些破旧、杂乱的小房子所淹没，城墙边是一片轰隆的厂房，此外就是卖鱼、卖咸鸭蛋的小摊贩搭起的简易住处。在工厂和小摊贩的入侵下，古城门岌岌可危，城墙砖被随意拆走，城堡面临坍塌，墙根下野草杂树丛生。与不协调的嘈杂相伴的却又是一片彻骨的荒凉。
　　古城门的渐渐消逝令有识之士痛心不已，而这一片荒芜在城市的中心地带又是如此不协调。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保护好南京的历史文化遗产，凸显古都风貌，给市民创造一个优美的居住环境，南京市政府决定在汉西门遗址上修建汉中门市民广场，由市园林局的总工程师李蕾担任现场总指挥。
　　于是，附近的居民们在施工现场就看到了一位女性忙碌的身影。她把指挥部设在附近一个临时搭起的简陋的房子里，几乎24小时守在工地上。
　　如何将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融于现代设计手法之中，满足现代人对自然的渴望，这是她在规划设计时着重考虑的问题。汉中门广场从拆迁到完工只花了短短4个月的时间，这4个月里，她不仅要抓工程质量、关注施工过程中的所有细节，也在随时调整着自己的设计方案，力求将古城墙、古城堡与市民广场最大限度地结为一体，做到在现代中融入凝重，古朴中又显明快。
　　开始施工是在1996年的12月，正值隆冬时节，天寒地冻，但工地上一片欢腾，工人们热情高涨，短短几天内就完成了拆迁工作。也因此，有一段城墙被工人误当作民房拆掉了。当李蕾发现时，已快拆到城墙根了，赶紧喊停，这样才保留下了一段古城墙遗迹。可抢救下来的这段古城墙残迹，该如何处理呢?她临时调整了自己的设计思路，保持城墙现状，然后因地制宜地在墙根周围植上草皮，栽上矮生高羊茅草，以生意盎然的绿色映衬古城墙的沧桑，供人们欣赏、凭吊。
　　广场东部的花岗石辟邪图案的形成则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那里原先是一片厂房，房子拆掉后，地面上还凸着一块大的钢筋混凝土。为把钢筋砸掉，虽然是大冷天里，工人们也还是挥汗如雨。李蕾看这样砸太费劲，就让他们停下了；然后又临时修改了设计方案，在混凝土上面砌了一个花岗石台子，在台子上巧妙地连缀出一个辟邪图案。这个辟邪图也成为广场的一个亮点，常有市民在此驻足观赏。
　　像母亲孕育新的生命一样，汉中门市民广场在她的精心雕琢下，慢慢地显露出它雄伟而姣好的容颜。坍塌的城堡加固了，登城的阶梯修成了。广场上，大面积的草坪被水泥砖小路画成一个个“田”字格，鹅卵石铺成的小道则穿插于其间，在一片整齐划一中又显错落之美。与修建前相比，仿佛是古稀老妪重新焕发了青春，又获得了新生。
　　而孕育出这个新生命的总工程师李蕾，对汉中门广场的感情确实也就是母亲对孩子的关切与深情。
　　4个月里，她天天在工地上跑，光旅游鞋就穿坏了3双，22000平方米的广场她用双脚不知丈量了多少次。由于天天在外面风吹日晒，她脸上的皮肤也因此变得黝黑，很长时间之后才恢复过来。
　　而难以恢复的则是她的嗓音。作为现场总指挥，她要对整个工程负责，要关心施工的每一个细节。一旦发现什么问题，需要立即指出来，但工地上很嘈杂，不得不非常大声地说话，甚至是喊叫。久而久之，用嗓过度，她的声音慢慢地变得沙哑。后来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是“声门闭合不全”，基本上没法改变了。
　　夹杂在对汉中门广场深切的关注与热情之中的，还有她对父亲的歉疚之情。修建汉中门广场的那段时间，家里只有她和父亲两个人。父亲年纪大了，90多岁的老人，行动已不太方便。而她平时在工地上忙碌着，很少有时间陪伴照顾老人。快到岁末，她想着除夕夜无论如何要待在家里，陪父亲好好吃一顿年夜饭。然而那天工地上还有工人在赶工程进度，她放心不下，就也一直待在工地上，四处查看，处理一些临时出现的问题。等她忙完回到家，已经很晚了，只得把前一天的饭菜热一热，和父亲一起吃了一顿很简单的年夜饭。尽管父亲从来没什么怨言，但她一想起此事，想起大年夜里父亲的孤寂，总觉得难以释怀。
　　现在，每次走过修建一新的汉中门广场，看到人们三五成群，在那里各得其所，她心里总是很高兴、很欣慰。她想，这个广场不仅是她和建设者们4个月奋战的成果，也包含了一位父亲对女儿默默的支持与理解。
　　不仅如此，汉中门市民广场也成为南京广场建设里程上的一个标本，继此之后的水西门广场、山西路市民广场、朝天宫广场等等，都借鉴了汉中门广场的成功经验，在此基础上再大胆创新，形成自己的特色，为南京这个山水城林增添了新的亮丽的风景。YI TONG

● 五台山体育场

儿时的我，喜欢听书，知道《杨家将》中的杨五郎，出家就在“五台山”。同时，我还听说，五台山在山西，离南京很远。1950年，我从江北一个小镇考取了南京四中，那时，四中的200米操场跑道使我感到很新奇。原本身体瘦弱的我也以一种好奇的心情，跟着一些喜欢体育运动的同学进行锻炼。也就在那个时候，我听家住南京的同学说，新开辟出来的五台山体育场，那才叫正规呢。那里的跑道有400米长。当听到“五台山”这三个宇，我立即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把我听书听来的那个杨五郎出家的五台山告诉了他们，还说他们蒙人，言下之意也就是，他们拿我们这些从江北农村小集镇上来的孩子开玩笑。谁知他们却说，真的，五台山离我们四中很近，走出了龙蟠里，向右拐，离工人医院不远，就是五台山体育场。
　　当天下午的课外活动结束以后，我们喜欢体育运动的十几个同学，由家住南京的同学带领，十分高兴地去了五台山。五台山体育场当时没有门，更没有人看，走大马路向右一拐，往里面走，不一会儿，就到了五台山体育场。这使我感到非常吃惊，这么大的山，又挖这么大一个坑，整理得又这么漂亮。走近一看，整个体育场真像一个椭圆形、无比巨大的澡盆。那四周的边上，一级一级台阶，都是才整理出来的土看台，看起来十分标准、十分好看，不知可以供多少人坐观。只是那时都是泥土，要想坐在那儿，必须带纸什么的，否则，屁股上非沾上一层厚厚的泥灰不可。在看台的下面，则是一个一圈400米的椭圆形的跑道。在当时，那个炭渣跑道也就够先进的了。一到那儿，我们简直高兴的不得了。
　　其实，当时的那个五台山体育场，什么也没有得看，除了一个400米跑道和两个沙坑，别的什么也没有。可是我们许多同学，因为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大的体育场。所以，在体育场内东看看，西瞧瞧，就没有想到我们到五台山去是干什么的了。现在想起来，我们那会儿倒也真像《红楼梦》里的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如果不是家住南京的同学喊，那天我们一圈也不会跑。结果，我们还是跑了起来。跑累了，我们也不想离去，又推举出那个短跑运动成绩最好的同学，一致要求他在那儿跑百米。那一天，我们在五台山体育场一直玩到很晚，晚饭还是别的同学帮我们留下的，晚自习差点没有赶上。
　　在五台山体育场开中学生运动会的时候，我们学生排着整齐的队伍接受检阅，呼喊着“锻炼身体、保卫祖国”的口号，一个个精神抖擞。在绕场一周以后，在400米跑道的里面，我们又排好队，听领导在开幕式上讲话。结束以后，我们按照指定的地方坐了下来。轮到运动员上场比赛，运动员在队伍里脱去外套，让身旁的同学保管，自己到运动场地里去参加比赛，比赛结束，再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来。时间一长，也就没有那么多规矩了。我和有的同学一样，有时找个借口，走出运动场，在五台山上到处转转，到处看看。我清楚地记得，那时的五台山顶离运动场不远，就有那么一户人家，几间漂亮的小平房，小平房的前面是用一公尺左右高的钢筋围的小院落，院落的里面是草坪，在草坪的中间，是这户人家进出的一条小路。当时我和几个同学，把这儿叫做“别墅”。在这户人家的侧面，隔着运动场，那边是一片蓊郁的树林。那时，如果不开运动会，如果没有青少年学生去那儿跑步或跳远，那儿真是安静极了。
　　本来，我和同学们跑步，一般都在早晨起床之前，地点都选在校外，从宿舍出来，围着学校跑一大圈。如果计算成绩，我们便在校内二百米跑道上转圈跑，找有手表的同学看时间。自从知道了五台山有体育场以后，我们的跑步地点改变了，时间也改变了。地点我们就定在五台山，时间我们改在每天下午课外活动以后，有时在星期日的傍晚，我们也去跑步。在五台山体育场，我们进行跑步锻炼，持续有两年多时间。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在不知不觉中，随着我们的年龄增长，我瘦弱的身体也逐渐强壮了起来。好的身体使正在读着初三上学期的我和一些同学报名参军了，最终有几个同学和我一起离开了南京去了部队。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从外地调回家乡工作，有两次在体委工作的朋友给了我看球的门票，我和朋友有机会到五台山体育场观看外国友人的足球比赛。这时的五台山体育场已经有了大门，已经有了收门票的管理人员，在五台山的门口，聚集了许多人，场内、场外人气都很旺。在体育场内，我们找看台坐下，看台已今非昔比，也不用再带报纸什么的去坐了，因为，看台一级一级台阶都很干净，泥土不见了。在体育场内，也新增了许多体育设施。看完两场体育比赛以后，一直到今天，我想，五台山的巨变，和我们南京，和全国一样，都是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所结出的国强民富的硕果。ZHANG ZEMING

● 秦淮河房

1954年初，我们一家从中华路迁居武定桥南沿河的一条用鹅卵石铺就的窄巷(大油坊巷)，这一住，就是30多年。
　　我们住的那个房子比较陈旧，看起来年代比较久远了，是在城南门东、门西地区常见的那种江南民居式的大宅院。青砖、小瓦、斗子墙，木柱、木梁、木格窗，前后两进，进深有20多米，每一进左右各一间正房，中间是个不大的堂屋，一个较大的天井(院子)，两边是厢房，山墙上砌有高高的带飞檐的风火墙，标准的清末民初时期的建筑样式。我们家住在紧靠河边的后进，窗外就是秦淮河。
　　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一切都感到新鲜。窗格上雕刻的栩栩如生的花卉、人物，院子里靠墙边灰砖地上的青苔和小伞式的马蹄金，台阶青石板缝隙里冒出来的青青的豆芽，顺着院墙攀爬的爬墙虎和牵牛花，斑驳的墙体和屋檐下的燕窝……一切都显得幽深、静谧、沧桑。
　　特别让我感到新奇的，是房间里紧靠窗口下的一块一米见方的活动地板，掀起来顺着石阶下去就是水面。母亲告诉我，这是供房屋的主人下河淘米洗菜、浣纱浆裳特意设造的。推开屋内的花格窗凭栏眺望，可以望见河两岸那微风吹拂的成排杨柳，河面倒映的蓝天和缓慢移动的白云，偶然经过的小木船泛起的V形涟漪，还能听见那岸边草丛里不时冒出的小青蛙跳进河中发出的扑通扑通声……
　　也算我们赶上了。刚搬来不久的那年夏季，秦淮河发大水，略带点黄色的河水一个劲地往上蹿，有时一夜能涨2尺多，真的很吓人。居委会的爷爷奶奶们每天晚饭前后都要沿街敲锣，一边敲一边扯着嗓子高喊“防火防汛，注意安全哟!”一路叫过去，连续不断，在夜空中传得很远。
　　那时，为了“防汛保家园”，我们每一个人都行动起来了，用盛米面的布口袋装满黄土堆在院门口做成一个挡水的坝。我和哥哥用画上刻度的绳子，拴上一块石头沉入河中，绳子的一头固定在窗框上，每天向全院的大人们汇报水位上涨情况。记得一天早晨醒来，下床穿鞋，可鞋子不知跑哪儿去了。家中的木盆、小板凳，还有钢精锅什么的，全都挪了位，在眼前晃啊晃的，就像是在跳舞，原来夜里家中进水了。面对及膝的淹水，大人们一脸愁容，忙着找来许多砖头把床、桌、橱柜什么的全都架得高高的。而我们孩子们可高兴了，一个个把裤管卷得高高的，排着队来回踩水玩，玩累了，就找来旧报纸，折叠几十只大大小小的纸船放在水中漂啊漂的，每只船上还放一只折纸猴或折纸鹤，就像一支舰队顺着水流浩浩荡荡地向夫子庙泮池方向漂去，好玩极了。
　　那天下午，家中不知什么时候游进了一群只有火柴棒大小的小鱼，我和我哥就拿淘米用的“烧箕”(用篾青编织的网眼较密的箩)满屋子、满院子地去网鱼，把网住的小鱼用玻璃瓶养起来……在其后的10多天里，政府组织全市抗洪，不分昼夜地排涝，河水渐渐地退了下去，一切才又恢复了平静。
　　那个年代，国家不富裕，老百姓也都比较清贫，但人们的心态很平和。我们一家八口，兄弟姐妹六个都未成年，家庭负担重，生活是比较艰辛的。父亲以做牙刷为业，整日劳累奔波。母亲是个文盲，但具有典型的南京城南妇女勤劳纯朴、秀外惠中的特质。1961年，父亲病逝后，母亲靠不停地帮人家做外活挣钱撑起这个家。那时，母亲在工艺扇厂揽到了芭蕉扇绞边的活，把五六根细如铅笔芯的篾青条卷起来，顺着圆扇边用白丝线一针一针地绞起来。绞一把扇子才2分钱，每天从早到晚不停手也只能绞30把，那些带刺的篾膏经常把母亲的手划出一道一道的血口子。虽然工钱很少，但母亲十分满足。但这项外活有季节性，只是在每年的上半年有得做，一年中的其余时间，或是到针织内衣厂做又脏又累的浣纱染纱工，或是给人帮佣。记得母亲给河对岸信府河一户开照相馆的人家做帮佣，从我们家到河对岸，可以花一分钱从马道街渡口乘摆渡船过河，省时省力。母亲舍不得花那一分钱，却要多步行近半个小时从中华东门绕行。
　　俗话说“穷人孩子早当家”。小小年纪的我们已懂得开源节流。还在上小学时，我就向姐姐学会了去菜市场买最便宜的“倒箩菜”，两只萝卜可以做出红烧萝卜、炖萝卜丝汤、凉拌萝卜皮等三四个莱。我和哥哥还在院墙边栽种扁豆、丝瓜，在河边驳岸下撒上菊花叶的种子，不到20天就长出了一大片嫩绿嫩绿的菊花叶。每逢收获时我们那高兴劲就甭提了，用今天的话来讲，这些菜可是地道的“绿色蔬菜”啊!
　　日子是清苦的，但生活中充满了乐趣。夏日，每到晚上洗过澡后，那是街坊小邻居们聚会的时间。每一个孩子都清一色的短裤赤膊，趿双木屣，排着队，一边迈着碎步一边两手拍着屁股，踢里呱啦，在鹅卵石路面上发出有节奏的脆响，就像一支训练有素的打击乐队。而大人们则倚着河窗，一边做着活计、拉拉家长里短，一边盼着每天晚上都要经过的卖唱、卖夜宵的小篷船。河两岸的几户人家每家只要出2分钱就可以点听一两首歌曲或京剧折子戏，肚子饿了，还可以花上8分钱买上一碗“龙虎斗(馄饨与面条混合煮制)”，小篷船上的小姑娘会将食物放在一只小竹篮里，用一根长长的木叉递上来，吃完后连碗带钱放在竹篮里再收回去。
　　往昔的生活与我们已渐行渐远，但秦淮河房留在我们心中的印记却是刀刻般的，永远也无法抹去。
　　2001年末，86岁高龄的母亲已是风烛残年，在弥留之际她老人家还要我带她再去看看我们曾经居住过的秦淮河房。由于母亲的病体已不容移动，这个最后的愿望最终也未能实现，真的很遗憾。但我知道，母亲是带着对往日生活的美好回忆和对秦淮河房故居的无限眷念离开这个世界的。PAN XINFU

● 新闻学校的老楼

位于后宰门西村的江苏省青年干部管理学院内，至今还“耸立”着两座三层老式楼房，和现代大楼相比，它们显得低矮、陈旧、灰暗。但是我一看到它们，就会涌出一种特殊的感情，并牵出一段刻骨铭心的回忆。这两座楼就是我44年前就读的江苏省新闻专科学校校舍。
　　1960年夏天我初中毕业。那时人们穷，大部分初中毕业生只能报考中专、中技学校，图的是上学、吃饭不要钱，还能早点出来工作拿钱贴补家用。我当时报考第一志愿是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这所学校在当时人们心目中是一流的。报名工作快要结束，突然班主任高老师来到班上宣布，又新增几所学校可供同学们报考，其中有一所学校名叫“南京大学附属新闻学校”(后改称为江苏省新闻专科学校)。其时，我头脑“发热”，执意要报新闻学校，高老师不便硬性阻拦，只得同意。暑假的一天，我到学校找同学玩，路上碰见高老师，他高声对我说：“你考取新闻学校啦。录取通知书在班长那儿，你赶快去拿。”我直奔班长家。
　　开学那天，我背着棉被，提着装着脸盆、水瓶等日用品的网兜，乘公交车来到后宰门。车子一进站就被一群学生模样的人围上了，他们是来迎接新生的。一个头上扎着独辫子的女生帮我提行李，从她难懂的外地口音中我得知，新闻学校是1958年大跃进时创办的，一开始校址在鼓楼，即现在省电视台位置。我考新闻学校时考场就在这里。因为缺少教室，1959年停招一年。并选址后宰门赶建了两座新大楼。
　　我们一行人边走边谈，沿看狭窄的土路，穿过一条狭窄的小巷，来到一片开阔地，远远地就看见两座大楼孤零零耸立着，没有围墙，周围是荒地和菜田。看到这两座楼，“独辫子”兴奋地对我说：“前面一座是教学楼，后面一座是宿舍楼，这两座楼的砖瓦有一部分就是我们亲手搬运的。”
　　当时学校条件不能和现在的学校相比，但同学们非但没有一句怨言，相反，学习劲头很高。我记得语文课本都是油印的，课文都是报纸上的文章，纸张和装订都很粗糙，同学们却手不释卷，精彩的篇章全能背下来。清晨天刚亮，学校周围空地上已经有许多同学，或站或蹲朗读课文；早餐完毕立刻快步走向教学楼，认真上课，从没有见过老师制止过谁说话、做小动作：晚自习教室都是坐得满满的，非常安静。学校重视作文课，每一篇作文，像竞赛似的，大家都在暗中较劲。我记得有位姓芮的同学的作文发表在报纸上，课余时间写的诗歌也发表在杂志上，还“外一首”，引得班上同学好生羡慕。
　　班主任是教物理的一位女老师，大学生，姓阮，20多岁，大眼睛，晶亮有神。她家住在竺桥，穿长裙，骑车来学校，从楼上教室向下看，迎风飘飘的裙子好似蝴蝶一般。她的字写得不好看，如搭火柴棒。但为人很和善，同学们都喜欢到她家去玩，我也去过一两次，是书香门第。她胆小，一次学校组织师生到江宁县农村劳动，水田里有蚂蝗，她不敢赤脚下去，但又不能不下，于是她穿着长筒袜，和几个女生手搀手，走一步探一步，小心翼翼走了下去。当地农妇看了直发笑。
　　当时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生活非常困难。学生每月定量为32斤粮食，食堂实行包伙制，一桌8人，饭菜一次打走，然后同学再分。早晚各三两，一两稀饭，二两干饭，不需要咸菜，几口就吃光了；中午四两干饭，一份菜，一碗汤，全搅和在一个碗内，狼吞虎咽。猪肉一月只有半斤，菜油二两。同学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总是吃不饱。为了尝尝吃饱饭的美妙感觉，同学们私下里采取“省一两、吃一斤”的做法，即中午一桌饭菜打来了，每人省一两干饭全给某一同学，这位同学今日就吃一斤。我是定在周六吃一斤，但我不吃，晚上把同学给的6两干饭带回家，看着家里人香喷喷地吃着用这干饭熬成的稀粥，我心里有一种满足感。
　　记得当时学校空地上放着几口大缸，缸里腌满了咸菜，还有的大缸里培养“人造肉”(像水藻一样的东西)，这些都是学校为改善同学伙食而做的努力。学校还组织各班种菜，我们班种的是西红柿，摘下的西红柿全送到食堂。当时没有一个人私下里吃，吃了就可耻。腹中空空的同学们就趁着劳动时间大谈特谈起“吃经”，我至今还记得一位同学惟妙惟肖地讲述他过年吃“扣肉”的滋味，听得我口水都流下来了。一顿“精神会餐”后，大家洗洗手，又到食堂去吃那二两干饭、一两稀饭的晚餐去了。不过，同学们没有牢骚，这比起他们在家乡农村挨饿的亲人来说，物质生活已经算够好的了。
　　1961年6月下旬，天气已经热了。一天夜里，静寂的宿舍大楼里突然响起一声震撼全楼的凄厉尖叫，接着又连响几声，好像人遭杀时的呼喊声。同学们全被惊醒，纷纷向楼下狂奔，整座楼轰隆隆作响，好像地震一般。我也随着人群跑下楼。有的同学连鞋也来不及穿，赤着脚，大家惊恐地站在大楼周围空地上议论着。这时学校领导崔书记来了，他当场挑选几名胆大身壮的男同学，手持木棍，由他带领上楼查看。巡查一遍后下楼对大家说，没有发现任何问题，请同学们放心上楼睡觉。同学们这才陆续上楼。第二天我听同学们说，当夜是一位三年级男同学做噩梦噎住时发出的几声吼叫，遂引发整座大楼骚乱。
　　骚乱是不祥之兆。果然没有几天就有人传言新闻学校要解散了，很快班主任就证实了这个传言，同学们惶惶不安。一天学校召开全校大会，宣布为了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上级决定停办新闻学校，人员分流，三年级同学整体转入南京大学新闻系学习，一年级同学分别转到其他学校就读，个别不想读书的同学，学校设法帮助就业。时任省委宣传部部长的欧阳惠霖亲自来学校跟同学们见面，这时我才听说他是新闻学校的名誉校长。分别时同学们都流了泪。人去楼空，我提着行李，站在寂静冷落的学校大门前，望着挂在大门边的学校长木牌，喃喃自语道：“再见吧，新闻学校；再见吧，老师和同学；再见吧，我不忍离开的这两座大楼!”HUA SHILONG

● 大桥情结

1957年冬天，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我告别了江苏省级机关，登上渡江的轮船，穿过骤生骤灭的浪花，到江北的小城江浦县去。从此就在那里生活了二十个年头。因为妻子在南京工作，我每月回来看望她一两次。朋友开玩笑说：“可惜大江南北没有架一座桥，要不然，你们是名副其实的鹊桥相会了!”
　　因为没有桥，往来于大江南北是很麻烦的。特别是从江浦回南京，归心似箭，然而要乘公共汽车到浦口江边，然后乘船渡江到下关，然后再乘公共汽车才能到家。这样，一次行程如果顺利，也要费时两个多小时，有时要赶汽车或轮渡的班次，就要全力奔跑，简直筋疲力尽。于是我常常寻思：如果有一辆自行车，就可以省掉赶车挤车的苦了。后来经过几年的辛苦积累，终于买了一辆自行车。虽是旧车，当时已是欢天喜地、心满意足了。从此就不再仰仗公共汽车，只可惜自行车不能在江上行驶，依旧要摆渡过江，所以经常想起朋友开的那个玩笑：需要牛郎和织女相会的桥!准确地说，这并非玩笑，而是个梦想!
　　不料时过不久，竟听到一个好消息：南京江面上真的要架桥了。从此，我天天盼着梦想化为现实。记得1960年元旦过后没几天，南京长江大桥就开工了。在轮船渡江的时候，烟雾迷蒙的江面远处，隐约能见机械在忙碌着。每天此时，我胸中的希望就会闪出光来，努力摄取施工的镜头，给自己深深的慰藉。
　　1968年冬天，大桥终于建成了。正式通车的第一天，天犹未明，我就从江浦骑自行车出发，一路上风驰电掣，天刚亮就到达浦口了。当我奋力蹬上北面的引桥时，心头的酸甜苦辣一齐融在眼泪里滴下来，洒在桥面上，留下永久的痕迹。我觉得自己像江上的白鸥，展翅自由飞翔起来。以后，年复一年，月复一月，大桥向我敞开宽阔的胸膛，赋予我飞渡大江的快感！
　　1979年我调回南京工作后，就很少有机会去江浦了。有时偶然经过大桥，也只是坐在汽车上，抹净车窗，注目大桥的一切。我总嫌汽车开得太快，我都来不及仔细回味当年的梦。有时，我也想骑上自行车，依照当年上江浦的路线，来回一趟，重新体验一回已经逝去的生活。然而我毕竟渐入老境，体力渐衰，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后来，南京江面上又建成了南京二桥。二桥比大桥更气派，很艺术化，甚至可以说很前卫。但我在来回于江南江北的不多机会里，总要求驾驶员走大桥的老路。现在南京三桥也在施工了，不久的将来，它将从南岸直插浦口，进入原来的江浦地界。我想，那时我如果有机会故地重游，也仍然会要求驾驶员走大桥的老路。大桥是我的故人啊!
　　桥，是此岸与彼岸之间的路，上面是广阔无垠的天空，下面是奔流不息的波浪。有了桥，人们就可以踏起轻快的步伐，顶蓝天、跨绿水，从容地从此岸到彼岸去，去寻觅希望，去实现希望。我曾经非常实际地拥有大桥十一个年头，虽然我身在北岸，而妻子儿女在南岸，因为两岸有一座大桥，便觉得我和我的亲人并没有隔开。
　　我爱桥!南京的每一座桥都印下过我的足迹。每到外地去，也爱走访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桥，站在桥边为那些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和亲人在一起生活的人们祝福。
　　现在我还拿着笔，我还在不断地写。我每时每刻都在让我的作品化为一座座精神的桥，牢固地架在我和读者之间，沟通我和读者们的思虑。我希望这座桥和长江大桥一样美、一样坚、一样地造福于人。YU LV

● 家住南楼

在广州路东口北侧有一条南北向的小巷——小粉桥，其五号又称陶园，现在是南京大学的南苑校区，解放前是金陵大学的一部分，1952年院系调整后划归了南京大学，当时一些系科和教室就设在这座大院的南楼和北楼中。这两座金陵大学的教学楼系用城砖建成，宫般式的大屋顶古色古香，院中芳草如茵，林木森森，真是个读书做学问的世外桃源。院中还建有名为陶园新村的三排四幢二层小楼，住着南大二十余户教授。上世纪50年代初我读中学的时候，每逢暑假的夜晚，常在南楼旁边的草坪上铺上席子和小伙伴们谈天说地做游戏，“轻罗小扇扑流萤”。如今我已两鬓如霜，可每当想起50年前躺在草地上纳凉，“卧看牵牛织女星”，就好像又回到了无忧无愁的少年时代。
　　1960年我大学毕业，拿着内务部颁发的分配派遣证从北京回到南京一所高校报到，从此又可以经常回到美丽幽静的陶园和父母相聚了。可是好景不长，造成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摧残着神州大地，搞得人鬼颠倒经济凋零，许许多多为中国革命立下不朽功勋的领导干部被打成叛徒、“走资派”，高校中的教授们也大多成了“反动学术权威”，“被打翻在地还被踏上一只脚”，他们的工资被扣发，住房被挤占。1968年6月的一天傍晚，一对造反派夫妻突然来到我父母家，“勒令”母亲当晚立即搬往南楼地下室，让出仅剩的一间住房给他们住(楼上全部住房和楼下的一间住房早已被抢占)，当时父亲(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韩儒林——编者注)正被“隔离”，也就是被关在造反派设的牢房中，年过六旬的母亲哪里还有说理的地方。我和家人借来一辆小板车，连夜把被抄家剩下的家具和书籍搬到南搂地下室。地下室不足1.6米高，进去后必须弯腰低头，父亲的书架只能躺倒放下，他一辈子最心爱的书籍也只能捆起来放在地上。幸好我是学工科的，自己会接电线，尚能照明，从此开始了四年更为艰难的生活，后来父亲从隔离中放回时都找不到家了。
　　有一年夏天大雨如注，地下室中灌进了近一尺深的水，我和母亲用盆桶花了半天时间才把水舀干。地下室实在大低矮，连帐子都无法挂，夏天只能靠燃点多盘蚊香驱蚊。虽然生活艰难，精神痛苦，但只要给他机会，父亲总是任劳任怨、不遗余力地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身居阴暗潮湿的地下室，他还尽力去做有关部门交办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元朝)的编绘工作。由于“文革”的残酷迫害，又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1971年父亲所患前列腺肥大症发生恶变，尿潴留严重。因病情危急，他才获准从溧阳乡下劳动场地返回南京，而要能住院治疗还必须得到掌权的工宣队批准。在等待的日子里，为了救命，当军医的姐姐从苏北建设兵团赶来，买回导尿管，在地下室里为父亲导尿，可是因为病变严重挤压了尿道，竟无法使尿液流出，我用口拼命吮吸才稍稍缓解，后来总算住进了医院，又幸遇良医主刀，才得以恢复，然而已种下日后复发终致不治的恶果。
　　生活在南楼地下室的日子里也有欢乐的时候。地下室虽低矮，面积却还不小，春节时在外地的弟妹会回来团聚，时年四五岁的儿子会在草地上为奶奶挖车前萆，给奶奶煮水喝，降血压。由于远离了造反派居住的地方，我们反而感到生活得自在一些。其实，工人群众心中自有一杆秤，住在附近受命“监管”父母的一位刁姓工人师傅，从来就没“监管”过，任由我们探望父母和居住。那时年过六旬的母亲必须每日向领袖请罪，然后打扫南楼附近的道路，可是经常有一位工人师傅早早替母亲扫过了，还公开说“韩师母是一个好人”，事隔近30年，已年逾九旬的母亲生前还常提起此事说：1961年困难时期吃饱饭时曾帮助过那位师傅，足见做一点好事总会被人记得的。最让人高兴的是1971年9月林彪叛逃摔死，让我们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此前已有一些教授受不了人格侮辱和身体摧残，走上了和老舍一样的不归路，我们一家却坚持着，相信总有一天会雨过天睛。1972年随着老干部恢复工作，父母的境遇逐渐好转，终于在四年之后搬出了地下室。
　　从此，父亲精神振奋，不顾年老体弱又重新挑起了历史系主任的重担，孜孜不倦地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他要把失去的时间找回来。1980年末，他还以78岁高龄远赴巴黎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亚文明史》国际编委会会议，并当选为副主席，为中国争得了荣誉。2002年8月，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港澳台地区以及美、英、伊朗、瑞士、以色列、韩、日等国的海内外学者聚集南大，举行了纪念父亲百年诞辰的“元代政治与社会”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薪尽火传，父亲可以含笑于九泉了。
　　如今，陶园的小楼早已拆除，园内广阔的草坪也已不复存在，包围在林立的新楼中的古老南楼，已经成了南京大学的保护建筑，它见证了近百年的风风雨雨，也寄托了我对它在“文革”中为我们家遮风避雨的深情。现在，我早已过了父亲被赶入地下室时的年纪，可我却比他幸福得多，生活在单位为教授盖的宽敞的居室内，坐在书桌旁常常会浮想联翩。我衷心感激邓小平同志拨乱反正把中国带上了光明之路，衷心感激他的接班人使中国走向了富强。写此小文，也是希望后人能珍惜现在美好的生活，努力建设我们的祖国。HAN SUZHAO

● 曙光电影院

上世纪60年代初，父亲部队的一纸调令，使我们举家南迁，从松花江边的吉林市，来到了长江之滨的南京城。
　　孩提时代我最热切盼望的就是放暑假。因为只有放暑假看电影，才能让我大饱眼福。放假前，学校照例要预订电影票，一部新片子是5分钱，老片子只要3分钱。
　　我家住在南京大学西侧金银街的小巷口，离家最近的就是“曙光电影院”。“曙光”位于鼓楼公园的脚下，坐南朝北。南面和公园间隔着一条北京西路；东头是久负盛名的回族菜馆马祥兴，西头是鼓楼小学。面对着车水马龙的中山北路，遥相呼应的就是大名鼎鼎的鸡鸣酒家。“曙光”的放映设备和水平在当时都是一流的。“曙光”的整体布局和别的影院大致相同，只不过放置银幕的舞台要大了许多，因为“曙光”是南京第一家能放宽银幕的影院。
　　在“曙光”看电影，顶喜欢的是下午4：30那场。大人怕我饿着，总给二两粮票和5分钱。看电影之前趾高气扬的跑到对面的鸡鸣酒家大声的嚷嚷道：“拿个大肉包子!”那神气、那滋味，今天想起来都馋得慌!暑期里的电影，基本上是国产的故事片。我们男孩子几乎都做同样的梦。看了《冰山上的来客》，就想骑上奔驰的军马守卫在帕米尔高原；看了《羊城暗哨》，又想当个公安和特务较量一番；看了《小兵张嘎》就想上房堵烟囱、抓那个胖翻译官。
　　儿时，我家的厨房依院墙而立，母亲在墙下种的几株丝瓜爬满了半个屋顶。夏日炎炎正是收获的季节，摘瓜的好事当然少不了我，上了屋顶自然成了“嘎子”，嘴里是乒乒乓乓，脚下却是稀里哗拉，丝瓜没有摘到几条，屋上瓦片踩坏不少，惹的下面骂声一片，只得顺着墙灰溜溜地滑了下来。那只不过是调皮，有一次确是惊险。记得在曙光电影院看了《铁道游击队》，很崇拜“爬火车，摘机枪”的游击队员。我外婆家正好住在南京和平门老火车站附近(现在南京商厦后面)。有机会我就和比我大几岁的表哥悄悄地去“爬火车”。那时还没有长江大桥，南来北往全靠火车轮渡。南京西站到和平门一线时常来往着调度车皮的机车。我们像电影上一样，跟着行进的火车飞身而上。可有一回车速太快，我的双手抓住了车上的把手，两脚却飞舞在空中，眼看就要撑不住，幸亏火车减速好不容易才站住了身体，差点就送了小命。
　　良好的社会氛围、父母和老师的身传言教，尤其是电影这种大众媒体的潜移默化，筑就了一代人的道德情操。
　　60年代的中期，随着“文革”风暴袭来，“曙光”一下子也变得“门前冷落鞍马稀”。然而沉寂过后，“曙光”的门又悄然开启。在一片批判声中我看了《清官秘史》、《家》、《青春之歌》、《早春二月》等“反动影片”；上了中学的我也看不出什么反动，却对那些影片中的人物形象难以忘怀。或许是那时的情势所致，“曙光”有一段时间居然“革命”到无须剪票入场，可奇怪的是，却少有人会白看。
　　70年代初我“走后门”去当兵，实现了我儿时的夙愿。一别8年才重回南京。转业后的工作单位恰恰又在鼓楼附近，时不时的还要去“曙光”那里接受各种“思想教育”。上班不到两年，家里大人张罗着给我找了个“对象”。女方的媒人就是她的嫂子，经她一番审视和盘问后，才给了我一张电影票。等我一看两人约会的地点，嗨，又是“曙光”!那天在“曙光”和“对象”看电影，几排几座记不清了，电影好像是越剧《红楼梦》，哼哼叽叽的也听不懂，没看一半，拉着准太大的手就溜出“曙光”。穿过“曙光”和“马祥兴”之间的小巷，绕到北京西路的梧桐树下窃窃私语。也别说，几场电影下来，太太的那个“准”字就没了。和“曙光”的这种缘分一直持续到80年代中期。一是电视机、录像机大行其道，二是“曙光”已面目全非，前厅成了游戏室和杂货铺，楼上还搞了什么“鸳鸯座”，我遗憾地发现，我再也找不到过去那种静谧与激动的感觉了。REN WEIQI

● 城南巷子里的童年

我一直以为，我从小到大的生活都是平淡如水的。作为一个男孩子，我总是渴望文学作品中描绘的那种引人入胜的传奇生活。我用我特有的革命浪漫主义理想去构建我的走南闯北、轰轰烈烈甚至是颠沛流离的生活。我羡慕那些农村来的孩子，因为在他们的记忆深处，有一片时常变幻颜色的田野。而我没有。
　　18年来，我永远住在南京城的东南角，除了墙壁刷了又刷和电视屏幕一寸寸长大以外，我没有独自出过门。
　　于是，我不敢说我的家乡是南京，我只对别人说我的家乡是南京城南的某个角落，南京城的其余部分对我来说，和这个地球上的任何一块土地一样，陌生无比。最幸运的就是走马观花中与我擦肩而过。
　　所以我对城南的理解是纯粹的。
　　在我可怜的孩童时代的记忆里，窄小狭长的巷子是城南所有现存文物中最重要的。记忆里的巷子应该是密如罗网，为什么呢?因为我眼前闪过的是一群拖着凉鞋、一阵风四散开去的孩子们。那种塑料鞋底打在青灰石板上的叭嗒叭嗒声告诉我，巷子是小孩娱乐的天然设施，如果不是密如罗网的，怎么玩捉迷藏呢?当年我们最爱玩的就是捉迷藏，总是有一两个年龄大点的孩子发起，大家就老老实实地“石头、剪子、布”选出一个“呆子”，他会把眼睛蒙起来，口中默念50下，再赶紧去抓人，被抓到的人就算“死了”。我也是这群玩到天黑都不愿回家的孩子当中的一个。
　　我至今仍然能报出当年玩伴们的名字来。
　　我还记得我们当中有个孩子王，老是作弊，轮到他当呆子，该数50下，可他根本数不到50就抓了，所以我们总是被抓到，心里委屈得不得了。南京话里这个游戏的名字叫“躲猫猫”。我还记得有个穿红衣服的女孩耍赖皮，她躲到自己家里，还把门关上……当我回忆起那些童稚的叫嚷和嬉笑声时，感到一阵婉惜。因为我的玩伴们早已和我失去了联系，因为我再也看不到城市里有小孩在玩“躲猫猫”了。
　　我的童年就是这样的有趣也是如此的无聊。有一回有篇命题作文叫写老南京。想到了胡同，我一阵狂喜，可是后来却无法下笔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不会写。在这些弯弯曲曲的巷子里，我度过了我最重要的童年，写巷子就是写历史就是写生命，你会用一支淡蓝或者黑色的笔去写生命吗?不会写就不写吧，嘀嗒的时间就像屋檐上“嘀嗒，嘀嗒”落到石板上的水一样，让它们来书写，这样大概会更有说服力。
　　那个时候，我每次经过一条巷子，总看见一扇朱红色的门，我很想知道它为什么是朱红色的，可惜没人知道。那扇门也从来不曾打开过。有时候，我跑到坐在巷口的老人们那里去打听，总是见他们抿抿嘴，向我皱一下眉，低声说：小孩子不要问。越不知道我就越想知道，终于我在一个墙壁给抹成金黄色的傍晚，翻墙给人看见了。那次斥骂令我惊心动魄，不过现在我已不大能记得了。我能记得的是，在现实中我弄不清门里发生了什么，就会在夜晚的梦中任想象自由驰骋。我想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朱红色的门培养了我的文学创造力。而等到我开始接触哲学的时候，对于门的概念的思辨，又让我对旧日的想象重新拾起：也许门里有一个爸爸，也有妈妈，有我，有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里面的人也在做着和我们相同的事，也许我们自己就是在门里边，谁也不知道所谓的门里就是真正的门外……
　　对于南京城的道路我并不清楚，唯有对城南的巷子精通不过。那种迷宫式的巷子我从来不迷路：申家巷、绣花巷、乌衣巷，我都串过。不过这些极具特色的巷子现在已经多半只剩下极具特色的名字了。这些年忙于学业，城市大刀阔斧搞拆迁，我迷于浮躁中，游荡于各种巷子的闲情雅致也消失殆尽。老人都在抱怨故地重游会迷路，我哈哈大笑，巷子我最熟我带你们去吧。
　　有一回，我路过原来的住处时，停下来却看不到以前的巷子了，我看到一棵树和一堵残墙，墙上用白色涂了很大的“拆”字。我一愣!原来的青灰石板路不见了，我有点情不自禁了，朱红大门呢?大门呢?我问朱红大门的时候，我的眼泪快要下来了，其实我的心在拷问：你的童年呢?你长大了，你的童年都到哪里去了？
　　当我又一次看到那棵树和那面墙时，我想同样经历了风雨或其它，树伤了，第二年照样生机勃勃，一岁一枯荣的；而墙呢，千疮百孔，面目全非。有些东西有循环，可以再来一次；而有些却非循环，无法重来。因为无法重来，所以．我很爱我的城南，不管是新的还是旧的，就像过日子一样；不管是石板还是柏油，就像享受阳光一样……LI XIAOYI

● 情系兴中门

兴中门建在南京城北一座高高的山岗上，地势险要，城门直面长江。巍峨的城楼连着城墙向两翼伸展，与相距千米的新民门相挽，把狮子山紧紧搂在城内。
　　兴中门依山傍水，景色秀美。狮子山上全是绿叶茂密的树林，护城河绕城而过，青藤顺着城墙直披水面，野鸟不时扑棱棱飞起，一座石桥直通下关街市。城墙根下有几户菜农，家家院落一年四季花开不断。到了秋天，桂花的浓郁香气弥漫在城门四周，每当此时行人都要放慢脚步。
　　四十多年前，我住在紧挨城门的单身宿舍里，透过窗户，便能望见城门上的楼阁，望见鱼鳞似的一排排灰瓦，望见有如羽翼舒展的檐角。有时，我会登上城墙，站在城楼边上的一块青石上，眺望远处的风景——我尤爱看落日：一个圆圆的红球，慢慢停在远处的地平线上，虽是最平常不过的景象，心里依然是微微的一惊。那时我才二十岁，常常耐心等待炙热的阳光慢慢隐去，直至多情柔和的晚霞布满半个天空。凝视这一切，自己完全沐浴在这宁静的怀抱里，仿佛心灵得到了一次完全的释放。回头再看那城楼，原本是灰黑色的已经变成一片金红，周身散发出耀眼的光彩，城楼越发变得悲壮苍凉。
　　这里古迹很多，城楼下面的山腰上，曾建有天妃宫，后毁于战火，仅存天妃宫碑一块。绣球公园内留有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元配夫人马娘娘的脚印。还有三宿崖，据说南宋名将虞允文击退围攻采石的金兵后，凯旋南京，在狮子山留宿三日，系舟于此，故而得名。这里古得连地名都是古色古香的：东、西妙峰庵，南、北祖师庵，朝月楼等等。历史与现实，无形与有形，依然耸立在伟岸之中。
　　我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兴中门，踏着石块砌成的路上坡下坡。有时还在城门洞里避雨，乘凉，听故事。尤爱和那位老鞋匠下棋，老人善摆残局：赤壁泛舟、边兵牧马、三兵种玉、野渡舟横等，常以兵卒的细巧挪动，出奇制胜。他说棋盘上最多的子儿就是兵卒，有些下棋人总是不把兵卒当回事，结果屡战屡败。至今想到此话，仍回味无穷。
　　城门口有家马掌店，也是我常去看热闹的地方。每次打掌，店主人总要用刷子从马头刷到马尾，反复两三遍。然后轻轻拍拍马头，嘴里嘀嘀咕咕说几句谁也听不懂的“马语”，才开始工作。打完掌还用块干布，替马浑身上下擦一遍。凡被他钉过掌的马，见到他都会上下不住地点头，很是亲热，也让人称奇。后来那位主人因病去世，出殡那天，有十几辆马车跟随送葬。那些马个个不紧不慢地点着头，那场面真让人感动。正是人对马善，马对人好，天底下万物都有情。此事老在我脑袋里转，据此我还写了一篇短文《人马情》，在一家报纸副刊上发表。
　　城门坡道一侧，有间低矮的平房，里面住着一位“疯子”。有人说他是工程师，也有说是干。动乱年代他也写大字报，从他家院墙一直贴到城门洞里。一手漂亮的毛笔字，让人赞叹不已。大字报的内容都是在论证什么，其中还有歌德、拜伦、莎士比亚的诗。我抄过他不少贴出来的诗，“有谁知道她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有个谣传，说她是住在萤火虫朦胧的照耀着林荫的仙村里，在那个地方，挂着两个迷人的腆怯的蓓蕾，她便是从那儿来吻孩子的两眼的……”抄着读着这样的句子，觉得“疯子”不疯。否则，怎会有这样纯真美丽的境界呢。后来读书才知道，这是“疯子”抄录泰戈尔《新月集》里一首叫“来源”的诗。在城门洞里读诗，实在是一种别样的享受。
　　每次在城门口的路上我还会遇见一张秀美的脸庞，她曾那样地吸引我。那双天真烂漫的眼睛，含着几分羞怯。她总是像春风一样匆匆地来，又匆匆地去，我们彼此是那样的陌生。后来，师傅给我介绍对象，想不到对象竟是天天见到的她。第一次约会，她就笑着对我说：“我见过你，在城门口。”以后每天上班，我都会在城门口等她，或者她等我，共同走过一里多凹凸不平的路，才分手各自去上班。富有浪漫的恋爱从城门口的路上开始了。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我们从相遇、相约、相爱到结婚，兴中门都是我们的见证人。这段路我一辈子都不会淡忘，这城门也深深刻在我生命的年轮里。
　　忽然有一天，城门前后的路上飘着红的、绿的、黄的彩旗，开来了推土机、挖土机、自卸卡车，顿时铁锹声、掘土声、机器轰鸣声冲破平静。城门楼不见了，一条宽广的建宁路建成了。路两边高大建筑拔地而起，狮子山上的阅江楼也建成了，绣球公园连着狮子山公园，这里越建越美越现代化，而我也变老了。如今，每次经过这高高的城门旧址时，我都会默默回想，这段柏油路是用条石砌的墙基，那儿是城门耸立的地方……我一生都会怀着虔敬的心情，回望那段已经逝去的岁月。WANG ZHENGXIN

● 毗卢寺

毗卢寺位于汉府街6号，毗邻民国时期的总统府和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办事处。据资料记载，此寺始建于明朝嘉靖年间，因寺中供奉毗卢遮那佛，故名毗卢寺。清朝咸丰年间，毗卢寺毁于兵火，后重建。清朝光绪年间，毗卢寺曾盛极一时，寺僧有近百人，范围很大，是江南的名刹之一。极盛时，庙里供奉3000鎏金铜佛像，还有铸铁塑的罗汉。可惜这些铸铁塑的罗汉毁于早年，鎏金佛像也在社会动乱中全部散失。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十年动乱还未结束。我从混了三年的中学毕业了。幸运的是我们这一届学生没有像前几届那样上山下乡，而是直接分到工厂工作。我分配到江苏无线电厂。这个厂当时就在毗卢寺里。那时候毗卢寺的范围比现在大得多。然而历经动乱时的“破四旧”，毗卢寺也早已凋零关闭。我进厂时，除了“万佛楼”和“藏经阁”两处作为文物被封存外，其余殿堂和佛像均被损毁，仅剩下空空洞洞的大殿和东西厢房。我猜想当时可能有些领导考虑到这么一大块地方荒芜着，实在有点可惜，就把江苏无线电厂搬进来了。西厢房成了厂部科室的办公室，大雄宝殿改作车间。在寺庙东西盖了一幢三层楼的新厂房，生产保密的军用产品，其他车间的人无事不许进入。
　　当年的我，从一个毛头娃娃一下子变成了“工人阶级”中的一员，心里就甭提多高兴了。每天按时上下班，到月拿工资，无忧无虑的很快乐。除了上班时间，我整天乐得哼哼唱唱，走路都一蹦三跳。那时厂里除了生产，还经常开会。每次开会，领导都会安排我们这批才进厂的青年工人朗诵一段诗歌，跳个革命舞，或是来个大合唱。我们那时很单纯，尤其是我，作为文艺爱好者，总是积极地参加这些活动。这些活动地点就在大雄宝殿前的场地上。领导和工人师傅在下面看，我们在殿前台阶上表演，觉得生活很充实。
　　少年不识愁滋味。当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宝贵的青春年华在动乱中虚度，自身文化知识和各方面修养都极度贫乏，更不懂得佛教需要保护，寺庙作为它的物质基础也需要保护。把寺庙据为工厂，这本身就是一种悲哀。闲暇时，我在厂里转悠，仔细地打量那些年代久远的庙堂木结构建筑，发现其布局构思巧妙，工艺精湛，文化内涵丰富；细细琢磨，其内容博大精深，令人赞叹不已，发人深思。还有庙里那些古树，也很值得观赏。
　　当时庙里有很多高大粗壮的银杏、松树、柏树，西北角院落里还有几棵名贵的榉树，这几棵榉树胸径都有好几十厘米，树龄有好几百年，枝干参天。后来不知什么原因，那儿棵榉树被砍伐了，主干被有关部门拖走，剩下一些支干也有碗口粗细就不要了，堆在后面那片空地上。我为了做工具柄，去那里捡了一段有二尺长的榉木支干，请工人把它锯开。我看到那榉木的纹理非常清晰，排成整齐而规则的纵行。木头呈鹅黄色，散发出一种淡淡的特有的香味。我用它做成工具柄后，涂上清漆，又亮又光滑，非常美观，而且多年不朽。后来我改行搞管理，工具早已不用了。可那镶着毗卢寺榉木树做木柄的工具至今我还珍藏着。
　　毗卢寺庙里的建筑年代久远，也成了蝙蝠、黄鼬栖居的地方。寺里僻静之处，也是厂里人们很少去的地方，大白天就能看到黄鼬出没。有一天，我去料库领材料。料库就设在庙西北角的厢房里。我忽然看到不远处一只黄鼬顺着墙根向我跑来，离我很近时还抬头朝我看了看。我清楚地看到它那对黑亮亮的小眼睛跟我对视。我不禁高声尖叫起来。一位姓周的同事闻声从它后面跑来，手里还拿了一根木棍。那只黄鼬大概是被我的尖叫声吓住了，掉头往回跑，正好跟小周碰上。小周一棍子打在它的脊背上，黄鼬翻了一个筋斗，最终还是擦着他身边跑掉了。事后谁也没在意。奇怪的是，过了几天，小周的背部莫名其妙地痛起来了，动都不能动，用手捂着腰，只好休假。这样折腾了好几天才痊愈。这两件事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但留给我的印象很深。此后，我再碰到生病成受伤的小动物，再也不会大惊小怪，更不会趁机捕捉它们，而是尽可能地给他们以救助、呵护。
　　上世纪八十年代，工厂发展壮大了，又拆了庙里的一些房子盖厂房。黄鼬等动物也很少看到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拆寺建厂隐隐感到有些不妥，看到那些古建筑被拆，感到非常惋惜。好在经过拨乱反正的历史时期以后，我们厂最终也从毗卢寺搬出来了。
　　此后，毗卢寺又沉寂了一段时间。到本世纪初，它才彻底摆脱了饱经沧桑、满目疮痍的境地：由多方面筹资，拟在今后几年里将其修复。2001年10月，寺里的万佛楼重建。前不久竣工，对外开放。我特意抽空回到阔别多年的故地重游，毗卢寺有传义住持率二十几名寺僧管理，香火旺盛，参观者络绎不绝，呈现一派新的气象，不禁让人感慨万千。WANG MI

● 陶风楼忆旧
我家住在城西的龙蟠里，与陶风楼为邻已有半个多世纪。记得小时候，我常和家门口小伙伴们到我们俗称作“老图书馆”的南图古籍部藏书楼(即陶风楼)大门口嬉戏，在门楼檐廊下捉迷藏、拍洋画片、打玻璃弹子。在我印象中，陶风楼大门常是关着的，一天似乎只开几次，来访客离开后便关上。门卫是一位不苟言笑的中年人，瘦瘦的，凶巴巴的，我们每在门开时朝院内张望都会受到他的呵斥：“走，走，看什么看!”有时，我们小孩子嬉闹声大了些，这人还打开门发出吆喝。也因如此，我对这古建筑充满了好奇心和神秘感，渴望着有朝一日能进去看看。
　　8岁那年，机会终于来了。一天，读四中高三的大哥带我去找陶风楼和新近来该馆研究古籍版本的陶姓先生下象棋。因是几天前先已约好的，按了门铃后，大门便开了。门卫还是沉着脸。陶先生(后来听说他的祖上便是建造陶风楼前身四松阁的清代名宦两江总督陶澍)中等身个，清癯儒雅，笑吟吟的，与我大哥握过手，还去他的住所拿了些水果糖给我吃。陶先生叮嘱我别乱跑，别损坏园中草木，然后就摆开棋盘与大哥对弈，案头只备清茶两杯。
　　院子很大很安静，大约两座古意盎然的藏书楼和楼后菠萝山遮住了不少阳光，院子里显得阴沉沉的，幽深如山中古寺。墙根和古井栏边生有许多湿漉漉的青苔，兰草、忍冬革和芭蕉生得倒是茂盛。那几株百年银杏树枝叶繁盛，两株古松虬枝蟠曲，傲对苍穹。尤令我喷啧称奇的是松树上缠绕着的不知名的藤萝，叶片绿得发黑，还绽放出许多喇叭状橙黄色花朵。我不敢登上已褪色的楼梯，只是好奇地隔着楼下格子窗户和玻璃窥望里边的书架和无数古籍，惊叹楼内藏书之多。
　　岁月交替，转眼之间，20多年过去了，龙蟠里古朴庄重的陶风楼和楼内珍藏着的数十万册古籍善本及堆积如山的民国旧书报，很幸运地躲过那一场“文化革命”的浩劫。进入80年代初，它仍未完全对外开放，但已应读者们的要求(特别是省内外文化教育界人士的再三要求)，辟出前门厅二室为内部阅览室，很有限度地提供一些古籍和民国旧报刊。来的人须登记，出示证件及介绍信，而且是只能阅读，概不外借。在我印象中，那时进陶风楼南图古籍部看古书旧报刊的，几乎清一色是求知若渴的中老年知识分子。他们的刻苦学习精神，总令我想到民国时期来这儿读书的鲁迅和其后的蔡尚思、卢冀野、谢寿康、顾毓琇等知名学者、作家、诗人……但我总感到陶风楼的借阅规定似乎过严，它似乎与在改革大潮中生机勃勃的社会有着一种无形的距离，我与它近在咫尺，却往往只能从单位开具介绍信才能进入小小的阅览室，翻阅抄写自己需要的文史资料，范围很有限。
　　记得是1982年冬吧，我经熟人介绍认识了在南图工作的小邹。那时小邹刚从武汉大学图书馆系毕业没几年，在成贤街南图本部工作，婚后家住龙蟠里19号南图宿舍楼，恰与陶风楼仅一墙之隔。我因写民国人物江亢虎的传记文章，急需查有关史料，遂向小邹求助。他考虑再三，表示：书刊是绝不可借出的，但他可请家住陶风楼院井内的同事相助，即将有关江亢虎的旧书刊及史料取出放在那位先生家，我可在晚上由小邹陪同进馆，在那位先生家抄阅或翻拍。我同意了，请一位搞摄影的朋友相助。在那位已上了些年纪的先生家昏黄的灯光下，我贪婪地翻阅摘抄江亢虎的史料，平生头一回看到这个从中国社会党领袖沦为汪伪大汉奸的名人的《新俄游记》等七本著作，并请朋友翻拍下十几张珍贵的照片。那种紧张劲如同解放前我党地下工作者在搞秘密搜集情报工作……
　　以后，我们又如此这般进馆几次。在我记忆中，夜晚的龙蟠里陶风楼大院里比白天更宁静、幽邃，溶溶月色下，古老的建筑和古树老藤有着梦幻一般的美感。后来，小邹大约担心事情传开被领导批评，坚决表示不可再这么做了，我也只有作罢。然而不知为什么，饱经历史沧桑的陶风楼总在我心中占有一个位置，我多次梦见那大院中的景物，那开满橙黄色小花的藤萝与古松古银杏树，那阴湿的水磨青砖地面……还梦见过那位住馆研究古籍的陶澍后人与我大哥在古松下对弈……
　　又是20余年过去了，如今城西龙蟠里已发生巨变，方苞教忠祠、薛庐等古建筑均荡然无存，代之的是开元新居等新楼房。而且令人庆幸的是魏源“小卷阿”故居与陶风楼都大体完整地保留下来。陶风楼门楼已拆除，前楼已改建，是仿汉唐风格大屋顶，挺气派，古籍部已迁往清凉山新建的分馆，这边改称特藏部。春花秋月，斗转星移，这隔街斜相对的两处古建筑仿佛是在提醒世人：这儿有着积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去年秋，龙蟠里陶风楼迎来“与时俱进”的变化，楼前廊柱都饰以仿制古籍字页，天天放送轻徐的江南丝竹乐曲，我常约上几位朋友来这茶楼品茶小聚，每次来，我总要去茶楼后依然幽静的院井内转转，感受那不绝如缕的沧桑气息。那古松居然还活着，那百年藤萝已近枯萎，但仍以稀疏的枝叶展现着顽强的生命力，霜风里老银杏树的落叶打着飘旋悠悠落地，往往令我沉浸在前尘旧梦的回忆里。不久前，读报纸，一则消息称：有关部门为弥补新建于大行宫地区的南京图书馆资金拨款的不足，拟将龙蟠里陶风楼与清凉山南图古籍部等几处建筑整体转让。惊讶之余，再想想也只有叹息而已。但我总还希望，在国内外颇有名气的陶风楼还能以古藏书楼的形式保存下去——毕竟它已是众多南京文化人心中的一座文化圣殿。WANG BINGYI
【ilovenanjing】